野火恣肆王闿运

　　本报记者 朱永华

　　用“野火”来形容湘人的文化性格，这词儿真是很妙。清末湖湘学人王闿运，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野火”精神的文化“怪才”。

　　今夏的一天，我来到王闿运的老家湘潭，在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带领下探访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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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出生地湘潭县云湖桥，没能找到他的遗址、故居之类，惟有荒冢一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清末“名士”在民间至今仍是声名振振。

　　80多岁的李寿冈是一位中学退休教师，研究整理王闿运的史料已有数十载。他坐在堆满线装书的房间内对我们侃侃而谈：王闿运幼年聪慧，3岁识字，9岁读完五经，14岁就已“文翰翩翩”，19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王闿运人生第一个起步平台是做学问，他在诗文、史学方面颇多建树，在经学上更是成果非凡。他终其一生，研究今文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王闿运满腹经纶，满脑子的经世安邦之策，惜生不逢时。他几次科举不顺，却以文名显赫得到清廷高层的赏识，他以一介书生，游走于达官贵族之间。曾国藩任用他为高级顾问，许多权贵亦以结识他为荣。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或通问候，或论政事。朝中重臣肃顺甚至与王氏结为异性兄弟，请他在家设馆教授。

　　尽管王闿运在将相王侯中广有交游，但一直行走在当时政治势力的边缘，一生未得担当重任。他在几次重大“国事”决策上与当政者意见相左而不被采纳。

　　王闿运未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那股蓝幽幽的“野火”始终让人感觉到逼人的气势。他身处在统治阶级内部，却敢于标新立异，对处于困苦中的百姓寄予同情，对有权势的官僚甚至最高统治者，敢于揶揄讽刺。他受曾国荃之邀，撰写《湘军志》，没有逢迎曾氏的意旨，去溢美湘军战功。对于湘军的败绩以及攻占南京后的暴行敢于直书，因此引起湘军将领不满。中日甲午战争中，得知李鸿章畏缩不前，曾致信晓以大义，“语国之罪，谁执其咎？”表现出爱国的正义感。袁世凯颠覆共和，图谋帝制之时，尽管他曾受到袁的“器重”，仍然出于公义致书袁世凯，劝不必称帝，作诗“谁知窃国人，征书到沧州”。

　　王闿运功败而退，但“野火”并没有熄灭。他把他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衡阳东洲，这个湘江中的小岛上至今保留着古色俨然的船山书院，这座不起眼的建筑庭院中，还保存了这位思想者的手迹，见证着这位胸怀大志的儒者传道名山的心志和业绩。王闿运于光绪四年冬至成都，主持尊经学院。此后八九年，往来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和著述。光绪十二年，离川返湘，先后主讲长沙思贤精舍，任衡州（今衡阳）船山书院山长。自王闿运到衡阳以后，船山书院名声大振，各地高才学子纷纷聚集门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王闿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中不乏栋梁之人，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及女弟子杨庄就是广为人知的佼佼者。王闿运胸怀天下、敢于任事的火种在他弟子的身上再一次熊熊燃起。杨锐、刘光第参与戊戌变法，充当维新的主将，并因此献身。

　　回到省城，有人告诉我，长沙也是王闿运活动颇多的地方。我多方打听，但一时未能寻觅到他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