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等候18年的爱情

　　“来了，来了，上海人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11.3万上海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奔赴全国各地，仅黑龙江就有1 6万余人。

　　1969年5月，17岁的刘行军和22个上海知青来到庆丰村。

　　那年王亚文11岁。

　　外滩记者王晓楠／报道 彭辉

　　相爱29年。

　　等待18年。

　　结婚10年。

　　这是上海知青刘行军和黑龙江姑娘王亚文的爱情。

　　十年婚姻中，王亚文最遗憾的是两人没有一起拍过婚纱照。

　　她总想和刘行军去照婚纱照，可是刘行军一直不同意。终于有一天被王亚文说动了，到了照相馆，两个人穿好了衣服 ，摆好了姿势，结果天棚上突然掉下了一个东西砸在了刘行军的头上，照片没有拍成。以后，刘行军说什么也不肯再进照相馆 了。

　　这个小插曲多少有点戏剧性，正如他们的爱情路，充满了无数的变故、曲折。

　　始于1970年代的爱情

　　在黑龙江德都县庆丰村村民的眼中，“上海来的人干净，穿的衣服都没有补丁。”正是这群上海知青改变了当地许多 农村姑娘的命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11.3万上海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奔赴全国各地，仅黑龙江就有1 6万余人。

　　1969年5月，17岁的刘行军和22个上海知青来到庆丰村。

　　那年王亚文11岁。

　　六年后的四月天，王亚文的父亲到村卫生所买药。忙乱之中，卫生员刘行军错给了药，结果导致王亚文的父亲昏倒。 因为愧疚，之后刘行军经常到王亚文家帮忙，一来二去就注意到了王亚文。

　　那年冬天，23岁的刘行军终于把揣在口袋多日的信给了17岁的王亚文。

　　“我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挺喜欢你的，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你要是同意就给我回信。”信不长，3 0多年后王亚文还清楚地记得信里的内容。

　　王亚文回信的速度也很快。“刘行军同志，我们现在年龄还小，目前要把精力放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按照 当时的语境，这封回信无疑是默认了两个人的关系。

　　在两人交往一年之后，刘行军开始置办结婚用品了。但是，房子还没选定，事情却起了变化：一个上海师范大学的上 学指标落在了刘行军的头上。

　　刘行军回到了上海。

　　18年的苦苦等待

　　1979年后，一群群上海知青有了返城的机会，他们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 的归途。

　　那年，庆丰村邻村公社书记的上海知青女婿也走了，直到上火车的那一刻，书记的女儿还死命地抓住丈夫的衣服，火 车要开动时，丈夫一脚把她踹开。从此，书记的女儿疯了。

　　比起邻村书记的女儿，王亚文算是幸运的。至少，刚刚离去的刘行军还在和她通信。

　　在鸿雁传书里，王亚文感觉到无比的幸福，甚至有些骄傲——党员、妇女干部、在上海上大学的男朋友，这一切让她 有时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会笑出声来。甚至在和别人闹矛盾时，王亚文也不屑和他们争执，因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离开屯里， 和上海的大学生生活在一起。

　　但是，变故终究还是发生了。

　　1980年的一天，王亚文接到了刘行军提出分手的来信，因为刚刚找到一份教师工作的刘行军无力解决王亚文的上 海户口和生活问题。

　　看完信后，王亚文放声大哭，把信撕得粉碎。“我就那么一直哭，一直哭，就是想不通，看着墙壁好像也在和我对着 哭。”

　　分手的打击让王亚文一病不起，先后染上急性肝炎、肺结核。病了40天后，整个人都变得沉默了，工作完回家后就 钻进自己的小后屋。

　　29岁那年，王亚文已经是村里的老姑娘。她来到县城的照相馆里，穿着婚纱在写着“上海站”三个字的布景前照了 一张婚纱照，在照片背后写上了“幸福的期待”五个字。

　　拍完照的那天晚上，王亚文穿上了刘行军送她的最好的衣服，分两次吞下100片镇静药，看了看躺在被窝里的母亲 ，走出了家门。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沿着我和刘哥以前走过的路走着，我记得不远的地方有个大壕沟，我想走到那里，往里面 一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王亚文每次说到这里，都忍不住哭起来。

　　幸运的是，她被家人发现了。7天后，王亚文终于醒过来了。

　　“从那以后，我决定忘了刘哥，为了母亲和亲人活着。”王亚文说，“但是，你能体会到为了别人活着的滋味有多难 受吗？”

　　而此时，刘行军早已有了自己的生活，他结婚又离婚，几乎没有时间回忆以前的生活，甚至没有想起过王亚文。

　　再见面时她已重病在身

　　1994年，刘行军到了上海市爱心工程基金会工作，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时间的空闲，再加上感情空白，让他 时常想起了庆丰村，想起了王亚文。

　　终于有一天，刘行军从一知青那得知王亚文在屯里等了他18年。

　　此时王亚文哮喘已经很严重了，1.64米的个头只有36公斤重，走路一晃一晃的。

　　1994年12月1日，是王亚文18年来最幸福的一天。

　　那天天蒙蒙亮，屯里还是一片寂静。刘行军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回来了。凭着模糊的印象，刘行军顺着一条小路进 了屯里，在王家那熟悉的5间土坯房前停了下来。

　　睡梦中的王亚文被“来了，来了，上海人来了”的喊声惊醒。但是她出不去了，躺在被窝里全身发抖，衣服和裤子怎 么都穿不上，坐了半天才算缓过神来，只能趴着窗户往前屋看。“我怕自己控制不住，让家里人笑话。”

　　一直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她才勉强站起来，走到前屋，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你来了。”刘行军答了一句：“来了 。”看着瘦得皮包骨头的王亚文，刘行军鼻子发酸。

　　那一天，两人就在屋里，相互看着对方，抱头痛哭。

　　“我等了18年，我一定要和他走，就算死在他手上也甘心了。如果那年他不来接我，我想我是熬不过那个冬天的。 ”她抱定了这样的想法。

　　两天后，王亚文穿着黑色的束腰棉袄、厚棉裤、大头棉鞋出发了，包里装着三天前刚领到的结婚证书。她要去的是上 海。

　　回到上海以后，刘行军每天背着王亚文楼上楼下地爬了半年。半年内，王亚文没有买过菜、烧过饭，衣服都是刘行军 洗的。王亚文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

　　10年的好日子

　　2004年2月，刘行军突然感觉浑身无力，40多天的时间里瘦了30多斤。他得了重症肝炎、肝功能衰竭，惟一 的希望是进行肝移植。面对30多万的手术费用，王亚文四处筹钱。终于手术顺利地进行了。

　　现在刘行军还处在恢复阶段，他的抵抗力很差，即使外面已经38度的天气，家里也不敢开空调。

　　“时间太短了，我和丫妹只有10年的好日子。”刘行军叹了口气，轻轻拍着妻子的手。王亚文用手背试了一下刘行 军的额头温度，握着丈夫的手：“很多事是冥冥中注定的，以前的事我不怪他，那个年代的事说不上谁对谁错……”

　　我等了18年，我一定要和他走，就算死在他手上也甘心了。如果那年他不来接我，我想我是熬不过那个冬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