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学大典》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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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实习生 李志美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的思想、人格和文学成就，都是不朽的。自汉至今，屈学一直成为“显学”。对古今中外屈原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系统总结、编纂成书，其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屈原学大典》就是这样一部开拓之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鸿篇巨制，在经过两湖屈学专家6年艰辛劳作编纂成书后，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开印，专家学者们无可奈何。牵头为此事呕心沥血的戴锡琦老教授每当想起此事，本已因过度用脑而患严重神经官能症的他，更是长吁短叹，彻夜难眠。

　　为防“显学”变“险学”不畏艰难纂大典

　　事情还得从1992年说起。当年10月，中国屈原学会岳阳屈原研究所在岳阳师专（今湖南理工学院）成立，该校中文系老教授戴锡琦被推选为所长。

　　岳阳屈原研究所的活动经费都得依靠戴锡琦向其他单位求助。在岳阳师专、屈原大学附中、岳阳电大等单位资助下，该所先后举办了8届两湖屈原与楚文化学术研讨会。1999年春节，湖南理工学院副院长余三定教授新当选为会长，他建议由岳阳市屈原学会、岳阳屈原研究所牵头，编撰屈学辞典。痴迷屈学的老所长戴锡琦当即表态，愿意组织两湖为主的屈学专家，力争5年内编纂出《屈原学大典》。随后，岳阳市拨款8000元，作为《屈原学大典》这一浩繁的学术工程的启动资金。

　　此时，戴锡琦已年过花甲，又因过度用脑，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经常头痛、失眠。然而，为了发扬光大屈原学，他仍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典编纂中。

　　要完成这样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其难度可想而知。现任岳阳电大校长、时任岳阳市社科联主席的李修凡，目睹戴锡琦忘我献身屈学的精神，深受感动，让其在市社科联办公室草拟辞典框架细目，每天中午为他供应一个盒饭。经过一周奋战，戴锡琦完成了8万字的辞典框架细目，初步定为三大块：楚辞屈原学总体研究、楚辞屈原学专题研究、楚辞屈原学研究成果选粹。

　　深夜躲债吟《离骚》为伊消得人憔悴

　　辞典的质量不但关系到书的销量，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屈原，对得起这位举世无双的华夏文化巨人，何况工程浩繁，并非哪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非得请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主笔不可。

　　为敲定编纂者，戴锡琦不辞辛劳，南下北上奔波。两次赴长沙、湘潭、邵阳，访湖湘高校有关学者20余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后，他又急急忙忙北上武汉，跑湖北省社科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著名屈学楚文化专家张正明、涂又光、毛庆、蔡靖泉、何念龙等纷纷应允，参加《大典》的编纂工作。

　　编纂人员定下来了，为了给学者们提供有关资料，戴锡琦在湖南理工学院一私人打印店，先后打印了1万多元的屈学资料。老教授太“糊涂”，打印店老板年底找他结账，他才如梦初醒。在还清了部分债款后，老板又来逼债。戴锡琦只好“走为上计”，出外躲避。深夜，他走在南湖之畔，高声吟唱屈原的《离骚》，痛哭失声，引来一些人围观，笑他是个“狂人”。

　　万事俱备欠东风巨著何时能面世

　　由于国内一流的屈原学专家们鼎力相助，戴锡琦信心十足。他带着自己草拟的《大典》大纲和有关屈学资料，去长沙联系出版，找到了一家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热情接待了他，并对出版《屈原学大典》有浓厚的兴趣，但提出要书号费1．5万元，书稿审稿费1万多元，书印出后再给出版社辞书40套。戴锡琦听了很高兴，同时又为那么多的费用发起愁来。研究所是个空头衙门，钱从哪里来？想来想去，他只好跑到大儿子、大媳妇那里，借了1．5万元，买下了书号。

　　为了尽快把书稿确定下来，戴锡琦又只身跑长沙、奔武汉，请来两湖屈学专家撰稿、改稿。期间，他请求湖南理工学院资助，为专家们开工作餐；又求岳阳电大、屈大附中给经费，开两湖屈学家审稿会议。

　　悠悠6载，终于结出了400万字的学术硕果。戴锡琦将书稿寄往北京，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大中文系教授褚斌杰等专家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泽被后世的学术工程，“创造了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奇迹”。然而，《屈原学大典》这部鸿篇巨著投入印刷厂正式开印，尚需4万元开印费，岳阳屈原研究所无能为力，各家支持单位也爱莫能助，怎么办？难道让这样一项浩瀚的学术工程半途而废？难道数十位屈学专家数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难道屈原学研究成果仅仅因为资金而与读者无缘？

　　现已65岁的戴锡琦面容憔悴，他盼望着许多人心血凝成的《屈原学大典》早一天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