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城2004特别策划报道（五）

　　当年创造出纺织城这个奇迹的纺织工人们如今都已老迈，1952年，当他们拿到九十元五角六分的高工资时，市区里的工人们还为再涨一级工资奋斗；1974年，当他们住进二居室的时候，市区的市民大都还在背巷小院里生活。当第二代纺织成人接过父母手中的织梭，在纺车前织下自己和上一辈雷同的生活时，纺织城外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座钟定格的时间

　　国棉三厂家属院胜利村13号，一栋老式三层住宅楼。这里住着的几乎都是退休的纺织职工。

　　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他的老伴陈彩贤每个午后都会把他扶在这里享受阳光。

　　陈彩贤和老伴儿1974年搬到了胜利村13号二楼，就再也没换过房子。这是个不足40平方米的两室一厨的住宅，水泥地面、带有拉水便池的卫生间、被裸露的钢筋加固的预制天花板……

　　“你看看，西安人谁现在还住这样的房子？我也到城里亲戚家看过，人家铺的全部是木地板。”陈彩贤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时代能住进二居室，是个奢侈的梦想，正因为在纺织城，陈彩贤比大多数西安人早走了20年，时光流逝，她忘记了当年市区里的亲戚来串门时羡慕的目光。走进陈彩贤的家，第一印象是整洁干净，其次的印象是清贫。房间里摆着两张床，一只木沙发；一台老式缝纫机；红色的方桌还是8元钱从三厂里买来的；一只大立柜和一只高低柜是三十年前陈彩贤娘家伐下的椿树做成的。家用电器只有一台抽油烟机、一台吊扇。

　　在高低柜上的一只老式座钟前面，放着一只绿色的纺纱线管，这是种只有纺织企业里才能看到的器材。陈彩贤说：“孩子们小的时候没什么玩具，他们常摆弄这些管子玩……”

　　时间的到来缓慢而侵蚀着纺织城的青砖墙，沿袭了两代的就业、择偶观念有效地被时间改变了。

　　高低柜上那只老式座钟已经坏了。

　　“好坏也是只钟啊，我们结婚时的纪念。”陈彩贤没有因为钟不走了就把它搬下高低柜。谁也说不清指针最后落在哪一年的哪一天，但陈彩贤家的时间被永远定格在3点02分……

　　纺织城能出几个吴一坚

　　“接班”这个词在纺织城被阅读了很久，在这里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乃至第三代人都有一种固有的想法：自己生就是纺织系统的职工。于是，大量创业者的儿女们都没有能走出纺织城。

　　很多人想破“城”而入，但却绝少有人甘愿破“城”而出。原三印的女工刘银霞说：“我高中毕业以后被分到三印，但我当时就是想到一印。”现在的刘银霞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化妆品公司，有房有车，西北第一印染厂仍沉寂在纺织城的角落。

　　“我们纺织城也出过富豪”，一“拐的”司机指向了路边一栋南北方向的灰色住宅楼，自豪地说：“吴一坚，知道吗？他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你看人家把事做得多大……”

　　国棉四厂某职工家属院内一栋南北向的三层住宅楼前，77岁的张鸣歧老人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吴一坚的家就在这楼上，父母都去城里住了。”张鸣歧指了指吴家的窗户。

　　“突围”的成功者首推吴一坚。更多的人在经历了商海的挫折之后无奈地返回到了纺织城。没有人责怪这些人没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提起吴一坚的成功，他们说：“吴一坚？纺织城能出几个？”

　　当年工资九十元五角六分

　　胡丽芳抱着自己的孙子，来到院子里找人拉家常。68岁的她是1949年以前进入纱厂工作的童工，新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

　　“1953年11月11日，组织上号召我们支援大西北，我们二话没说，就来了西安。到纺织城一看就傻了眼，到处都是麦地和野地……”

　　“是啊，1952年我来的时候还没三厂呢。”胡丽芳的老伴在一边补充道：“当时全部是麦地。”但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棉三厂就屹立在纺织城这片土地上了。“那时候效益可好了，我当时的工资你猜是多少？九十元五角六分呢！纺纱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开着，我们的干劲可高了。”胡丽芳笑着说。

　　1952年，纺织城的女工就可以拿到九十元五角六分的工资，而当时即使是市区的一般工人，工资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国家投资一个纺织厂，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然后又可以再建一个。国棉三厂建成之后，四厂、五厂、六厂也都建成了，就这样有了纺织城。”胡丽芳翻出了自己的老相册，这些照片虽然是黑白的，但她脑海中对往昔的回忆却是鲜明的。本报记者史铭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