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劲
北京市新的地方性道路交通法规终于尘埃落定，经过10月22日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法，充分尊重和听取了民意，在上位法的框架内将其立法理念进行了突出，进一步明确了生命权大于路权的准则（新华社10月22日电）。
随着这部新法的出台，前段时间民间争议激烈的“机动车是否应负全责”，也终于得到了澄清，对机动车一方责任进行了充分细化。可以说，这是一部善法，但百密之中仍有一疏。
北京“新交法”规定：“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一方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又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情况下，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张副主任表示，如此规定，其目的并不在于对司机进行处罚，而是提醒他们要强化证据意识。
把依法报案、保护现场的责任明确为机动车一方，这是正确的；但若过度拘泥于这一点，则有隐患。其一，发生事故后，机动车一方为了报案和保护现场，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情况在实际中已屡屡发生；其二，在行人被撞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为了报案和保护现场，很可能会延误了受伤者的最佳抢救时间。
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更应该引起注意。大家知道，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机动车伤亡事件的赔偿，往往是亡者有价，赔偿款一次可谈妥，但是伤者无价，许多治疗是连续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经常大于死亡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一方往往会选择“有价”，所以故意强调报案和保护现场，而拖延伤者的最佳抢救治疗时间。
“新交法”在强化了机动车一方的证据责任的同时，显然对于道路交通的整体利益和伤者的“救命优先”原则并没有充分考虑，这是一种立法上的疏漏。堵塞这个漏洞，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只有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情况，才能够使法律更加趋向公平、合理。同时，在证据的认定上，也要尽快增加司法证明手段的科技含量，在“救命优先”和保障道路畅行的原则下，逐步淡化“现场保护”这种原始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