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翁追寻十亿元文物 专家称多半是炒作

　　七旬老翁追寻十亿元文物,专家称多半是炒作

　　本报一周前刊登了《七旬老翁寻求巨额赞助打官司》。昨天上午北京宝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宫伟力，向本报记者披露了该案详情，就如何估算古文物和古字画的案值，首次提出可以采取新的方法。

　　据了解，1948年东北解放时，当时东北军管会领导借用张大元妻子家带有花园的二层德式洋楼，该处原主人为张大元妻子的祖父张恩溥，因楼内古籍、古字画、古瓷、古家具妨碍办公被搬到他处存放，东北军管会所属的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出具了收条。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见到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当年的收条和辽宁省文物管理办公室曾经证实此事的复函。

　　昨天记者就此事向辽宁省文物管理办公室核实，但截至发稿时，一直没有联系到有关人士。记者还将继续关注。

　　该案三大疑点

　　该案目前存在三个疑点。首先，1999年辽宁省文管办提供的有关材料确认了收条的真实性，但当时具体情况不明。由于1948年查收张恩溥家的文物、书籍和家具，只有先期介入此事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但他们均已故去，所以查收的背景、原因(没收、自动上交，还是其它原因)不清，无人能说明情况，目前也没有记录此事的文字材料。

　　其次，“收条”记录没有明细单，具体东西并不清楚。在收条里，只简单记着“仇十洲画六轴”、“古瓷两箱”，究竟是什么物品、什么古画，目前无法说清。

　　第三，经省文物办了解，按照当时工作惯例，查收的东西在后期应移交给沈阳的博物馆、图书馆或其它部门，但对这些单位了解，目前尚未发现与“收条”上开列的物品“相似”的文物、书籍和家具，这批东西目前流向不明。

　　这批物品与皇宫有关？

　　据宫律师介绍，张大元之妻的祖父张恩溥生前是当时东北著名的富商，在沈阳等地开有不少粮店。他酷爱文物收藏，家中藏有很多古籍、古瓷和字画。由于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下，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为满足皇宫的巨大开支，曾将许多宫廷用品出手，致使其流向民间。

　　宫律师出示了收条的扫描复制件，一张已经发黄的印有“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用笺”的中式信纸，上面写着：“计收到四部备要全部……”收条末尾署着“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条”，并盖有“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办公处”的红章。宫律师还同时出示了崇文区公证处所做的证实此复制件与原件相符的公证。

　　估算文物价值提出新方法

　　针对该案三大疑点，宫律师指出，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至于当时查收的原因和背景不清楚，应由查收单位来举证，而不是张大元先生来举证。至于流向不清，也应当由对方想办法进行处理，不能因为历史原因，导致这些文物不能归还。

　　至于收条上的物品价值，宫律师表示，如果对方不能举证，他提议不妨采取新的办法，以仇十洲的六幅画为例，可以按照仇十洲的古画在市场上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加，取其中间值乘以6,即是这些古画的价值。如果认为这样不公平，还可以由有识之士提出更公平的方法。

　　有关资料显示，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香港举行的2004年度“中国古代书画”秋季拍卖，一幅仇十洲的《蓬莱仙弈图》估价为400万港元。而另一拍卖公司的网站上，一幅仇十洲的画却只卖两三万元。(刘慎良)

　　该情况不具有法律可操作性

　　昨天，记者就“七旬老翁追寻价值十亿元文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采访了我国民法专家。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授史际春认为：该情况根本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首先，史教授认为，对于这样风险相当大的诉讼很难有人愿意出钱支付巨额诉讼费？史教授认为，这件事类似于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哪里埋着什么宝物，谁肯出钱就可以找到等等，多半是一种炒作。史教授还认为，这种事情即使有也不光是个法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就像“文革”时红卫兵抄家，你现在拿着红卫兵打给你的抄家收条来找政府要被抄走的文物，这可能吗？此外，从诉讼时效上看，法院很难受理这个案子。还有1948年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旧的法律全部被废除，新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正在建设。即使法院受理这种案件，恐怕也很难找到能够适用的法律来审理。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也认为，此事没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首先从诉讼时效上看，即使按照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时起计算，此案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另外，此事还涉及社会制度的变迁，其中涉及的不光是法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具体到事情本身，收条和文物清单是否可以认定是东北军管会打的？东北军管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此外，国家对于文物还有些特殊的规定，并不是私人手里的文物就是私人的财产，索要人还必须证明文物本身来源的合法性。如果不能证明文物是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的，那么按照我国文物管理法，文物的所有权应是属于国家所有。赵教授还指出，此案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丢失文物的价值如何计算，并不是个人说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李罡）（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