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的市场信号传递之误？

　　王治国

　　据河南省有关部门的预计，今年河南省粮食大丰收已成定局，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4270．98万吨，比历史最高的1999年还要多17．73万吨。

　　与此同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农产品及相关产品价格，在十一后开始停止 上涨，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像市场上鸡蛋价格已由最高峰时的每公斤6.4元下降到5.6元，而双汇的猪肉价格，像前后腿肉、五花肉、里脊肉、肋排等的价格都已下降。

　　这无疑是两个利好消息。但问题在于，早在2000年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在酝酿质的变化之时，此轮粮价及由此引发的物价上涨，涨得是不是时候？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粮价去年同比上涨31.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5.5%。与非食品价格上涨1%的幅度相比，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13.9%，是当月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从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产品连续4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已靠挖库存过日子。此轮物价上涨，有关专家认为，主因便在于此。库存的大量减少预示着我国粮食供过于求的格局将发生变化。而去年10月以来粮价的大幅上涨，又预示着新的粮食供求关系“拐点”来临。换句话说，早在去年，粮食减产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将是“过去时”。

　　在这种情况下，继过去18年中先后有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2004年中央再度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并出台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建立对农民直接补贴机制、深化国有购销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措施。

　　政府宏观调控再次显示巨大的效应：今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扭转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夏粮扭转连续4年减产的局面，农民现金增幅创8年来同期新高。

　　但在市场人士看来，2000年粮价已经开始止跌回升，发出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新的信号，敏感的市场研究机构也对此进行了准确预测，但并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这样一看，仅是某些粮食品种、局部范围内出现的粮食短缺，却传递给政策层面一个错误信号：粮食总量紧张，引发宏观调控下的粮价上涨。

　　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而这种情形与1994年时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1993年、1994年粮食一度紧张，产区一直求着销区售粮的局面荡然无存，销区开始向产区一拨一拨地抢购粮食。抢购风从广东开始，向湖南、江西、安徽蔓延，但粮食结构性问题又被理解成总量问题，导致1994年政府大幅提高粮价而出现物价上涨，此后粮食大丰收，粮价下降。

　　粮价上涨的积极作用是有，但粮价上涨过快、过高同时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对粮价上涨预期价位的把握不准，直接影响着政府对有利的宏观调控机会和调控效果的把握。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就目前看来，其涉及国家多个部门和领域，由于各部门职能不同，工作重点不同，难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致意见，无形中失去了最好的宏观调控时机，因此，9月中旬在郑州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粮食市场论坛上，有专家及市场人士提出建立我国粮食宏观调控中心的建议。

　　该宏观调控中心的建立难免会引发新的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政府决策层应建立一套对市场保持足够敏感的机制。在该机制运作下，各职能部门能协调工作，提高政府决策的时效性，避免不必要负面效应的出现。而该中心特别要下设专家委员会，要走专家立法的道路，并且参照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