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的最后归宿

　　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的最后归宿———僧王坟纪行

　　出法库县往西北行，大约四十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公主陵”的村庄。在公主陵村北面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面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驮石碑，这里就是僧王坟———晚清名将僧格林沁的最后归宿。

　　人们可能还会记得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清朝的一个蒙古王爷在与英国使臣谈判时，因一语不和双方动起了手，蒙古王爷身手强悍，几下子就把英国使臣摔到了湖里。这个蒙古王爷就是被晚清政府“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亲王，而那个被痛殴的英国使臣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谈判代表巴夏礼。

　　一个阳光充沛的秋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公主陵村，沿路向村民打听僧王坟，村民们大都回以一副茫然的表情，最后还是一个老婆婆明白了记者的意思：“你说的僧王坟我不知道，但村北头小学后面有一座‘王八驮石碑’，你到那去看看吧！”

　　经过一段颠簸难行的碎石路，记者乘坐的摩托车终于在山坡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门前停下。一眼望去，这个院子与普通的农村住宅没有什么区别，院门旁建着一个小偏厦，房顶上晾晒着刚刚打下来的苞米，只是院墙上钉着一块书有“僧格林沁碑”的铁牌，才使得这座小院显出一份与众不同。

　　在僧王坟看护人白庆荣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院子。院子不大，约有百八十平米，但由于除了一座石碑外别无他物，因而显得十分空旷寂寥，白庆荣干脆在院子里堆放起苞米进行晾晒。走近石碑，只看清石碑顶端刻着“圣旨”两个大字，而碑体由于年头太久已经风化，凭肉眼已经看不出什么。形状似龟的仍然镇定威严，似在述说墓主生前的无限英勇。

　　一生倥偬的僧格林沁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僧格林沁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僧格林沁的祖先为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僧格林沁是哈布图哈萨尔的第二十六代子孙，属于蒙古黄金家族的分支。但由于家道中落，少年时僧格林沁家境十分贫寒，曾随父亲给富人家放过牧，一直到12岁才被送到昌图读书。

　　虽然少年时生活艰苦，但命运却眷顾了僧格林沁。由于科尔沁左翼后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无子，僧格林沁就被收为养子，后来又继承了王位。由于道光皇帝很赏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也就顺风顺水地加官进爵，到道光皇帝驾崩之时，僧格林沁已经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早在道光年间，僧格林沁就在密云“剿匪”作战中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华，等到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的时候，僧格林沁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咸丰三年十月底，太平军连克静海、独流等地，前锋已达天津西郊杨柳青，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心脏北京。清政府大为震动，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僧格林沁临危受命率领自己的旗下骑兵驻防于天津外围，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太平军开战。面对百战百胜的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经过三个月交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

　　僧格林沁崛起于镇压太平军，但真正成为一代名将并被后人所钦佩的，却是他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表现。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防守天津大沽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兵力，倾全国之经济，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僧格林沁的意见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1860年7月，遭受重创的英法联军卷土重来，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始达上海。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初，英法各种舰队船只173艘，陆续向天津大沽口逼近。因为英法联军的武器装备比清军先进不知多少倍，虽经誓死抵抗，大沽口还是失守了。被失败激怒的僧格林沁又集合了自己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在通往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八里桥设防，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9月21日凌晨，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然而，由于清军另一将领败退，僧格林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马在前，挥舞着黄旗继续指挥战斗。

　　在英法联军威力巨大的火炮面前，骁勇的蒙古骑兵损失惨重，僧格林沁只得率部撤退。随后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也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北京失守后，僧格林沁遭到了严厉的处罚，被褫官革爵，几乎贬为庶民。

　　马革裹尸，死后极尽哀荣

　　咸丰十年（1860年），直隶、山东一带捻军四起。此时清廷能够打仗的将领基本都在南方与太平天国作战，无暇北上，在家闲居的僧格林沁，又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九月，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

　　同治元年（1862年），僧格林沁乘太平军失守寿州、捻军在皖北陷于孤立无援之机，率部由豫东入皖，与苗沛霖部团练一起对捻军前后夹击，次年春攻陷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捕杀了捻军首领张乐行，在鄂东霍山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

　　张乐行死后，捻军余部活动于河南、湖北、陕西边区。1863年5月，张宗禹等在安徽桐城与李秀成相会后，回至皖北。经过整编的新捻军，为反击僧格林沁的骑兵，“易步为骑”，已经发展成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正规化部队。而僧格林沁屡胜而骄，继续采用穷追不舍的战术，最后被新捻军引诱，在河南、江苏、山东等省千里平原上奔驰三个多月，军需不济，将士饥疲，作战屡屡失利。

　　1865年5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

　　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一代僧王魂归故里

　　据僧王坟看护人白庆荣告诉记者，从前的僧王坟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规模、气派要宏伟得多。历史上的僧王坟占地面积约七十亩，分内墙、外墙两层院落，由御碑楼、大门、过厅、朝房、更房、飨食殿等构成完整的建筑群体。僧王坟的中心建筑就是驮石碑，碑上刻竖行龙纹，碑文为同治帝亲手书写，以汉、满两种文字记载僧格林沁生平。

　　1948年，僧王坟在战争中毁于兵燹，现在的僧王坟只剩下一座

　　驮石碑，是1994年由一位民间人士出资重建的。

　　僧格林沁死后为什么要葬在法库呢？法库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魏春光研究员告诉记者，清朝时，法库隶属于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是科尔沁左翼郡王的世袭领地。当时的蒙古贵族认为今四家子公主陵一带风水极佳，就选择这里作为家族墓地，僧格林沁早年嗣传成为科尔沁左翼郡王，所以死后葬到了这里，算是魂归故里。

　　僧王坟看护人白庆荣今年53岁了，是蒙古族。他的祖先本也是蒙古贵族，200多年前因违法被贬至此，从僧格林沁的灵柩葬到这里，白庆荣家族就奉旨当上了守陵人，到白庆荣这里，已经是第十代了。清朝灭亡后，白家也失去了守陵人的身份，成为普通农民，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法库县文物管理部门再次找到白庆荣，建了看护房，请白庆荣继续看护僧王坟。

　　在僧王坟背面的山坡上，白庆荣指着一对趴在田地里的石狮子对记者说，这对石狮子就是老僧王坟的遗物，当时僧王坟被毁的时候，能拿走的东西都被兵匪流寇拿走了，只有这对石狮子拿不动，如今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承受着风吹雨打。白庆荣还痛心地说，僧王坟被毁时，僧格林沁的尸体也被拽了出来，白庆荣听父亲说，当时僧格林沁的尸体未腐、仪容安详，身上穿着朝服，肩膀上还有明显的刀伤。

　　关于僧格林沁，史学界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有人说他是晚清政府中抗击外辱的第一人。然而，毁也好谤也好，功过也只能由后人评说，对于九泉之下的僧格林沁，他只是尽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王公大臣的应有责任而已。

　　时代商报记者姜春化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