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辞职。复旦大学纪委表示，陆德明嫖娼行为属实，性质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校形象，因此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不再担任院长职务；不能再从事教学活动，取消其教授资格3年。
身为教师、学者，做出不齿于社会道德的事情，虽然让人惋惜，但“辞职”、“停教”的处理无疑是恰当的。不过，看看网民对此的评论，笔者发现，为陆德明抱怨、鸣屈的帖子竟然
数量不菲，其中不乏这样的议论：“嫖娼的贪官何其多，何必为难一个教授”，“他既然没骚扰女学生，可见是个好教师”，“嫖娼属于私人事务，教授也是人嘛”……当然，这些议论中的片面、偏颇显而易见，但何以这么多人为一种明显失德的行为“鸣不平”，偏激的背后，透露出怎样的社会情绪？
首先，这反映了部分民众对当前社会普遍的道德品质，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准持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确，贪官们生活腐化，丑闻不断，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即使以往被视为净土的校园，近年来也不时传出诸如“教师骚扰女生”、“女大学生给领导陪舞”之类饱受公众訾议的事情，更进一步，举凡官员文凭造假、学者论文剽窃，似乎也已越来越成为平淡无奇的道德景观。
基于如此的道德状况，一些人觉得，和那些公共腐败相比，教授嫖娼的私生活不检点，算不上多大一件事，拿出来指责有“小题大做”之嫌。显然，这种偏颇情绪背后流露的是一种对今天道德现状的失望之情。
同时，从“不骚扰女学生就是好教师”“嫖娼只是私事”之类的话语中又不难看出，至少在性道德领域，今天许多人的立场已大步后退。
对于如何重新建设道德伦理秩序，一直不乏“道德缺位法律跟进”的呼声，最近“为孝立法”之类的倡议成为这一思路的体现，但是，道德失范，法律可以完全填补吗？从一般社会治理的角度讲，道德、风俗等非制度性规范的社会治理成本、效果总是因其内在的潜移默化品质而比法律等制度性手段要低廉、长效得多，如果凡事都要诉诸法律，那么不仅法律本身会不胜其烦，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因治理成本的高昂而最终变得无序可言，因此哈耶克说“除非法治成为社会共同体道德传统的一部分，否则它不会普遍有效。”
可见，为挽救道德，离开对道德本身的培养，是没有出路的。
网民的那些辩护，实是对道德失范的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