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医院护工保洁工生存状况堪忧

　　“病人交给医院一天的陪护费为50元，但是到了我们护工手中只剩20元，我们工资平均1小时还拿不到1元钱……有病人陪护才能住在病房中，没有病人只能自己租个小地下室呆着，天天三餐就只能吃大饼就咸菜……”这是今年4月北京市某医院陪护工写给北京“打工妹之家”一位志愿律师的投诉信中提到的情节。

　　这一情节所反映的在京护工艰难的生存处境，在随后由“打工妹之家”执行的对北京 市31所大中型医院的194名陪护工和保洁工的生存状况进行的一次非抽样调查中得到了验证。这一调查的结果表明，作为整个医院管理系统底层的护工和保洁工绝大部分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上，而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益根本无法得到合法的保护。

　　一家医院 两个世界

　　本次调查的是医院系统底层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与医院的医生、护士或行政人员基本上不属于同一个管理体系，其境遇也几乎是两个世界。

　　先从工资谈起，以按日计酬的陪护工为例，她（他）们日工资的平均值是29．15元、每月平均能有26．38个工作天，也就是每月平均每位护工能挣768．98元。这是以日薪计算，吃住必须自己负担，而且没有带薪假期。按月薪计酬的保洁工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调查显示，他们的月薪平均为298．92元，一个月能休息8天或4天的都是极少数（3．1％、10．3％）、能休息两天的只占18．0％、而完全没有休息的高达33．5％，即便有这些休假，属于带薪的只有19．8％。另外高达82％的受访者回答曾被拖欠或克扣过工资。

　　为赚取这部分工资，这些护工和保洁工是以每天多少时间的劳动换来的呢？调查显示，保洁工一般一天都要保证8小时的工作时间，但也有10．3％的受访者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和12～16小时的，而且没有加班费；至于护工，则一个工作日就是24小时。从访谈记录来看，甚至有病人家属认为，既然这护工是花钱请来的，他就不应该休息，24小时内分分秒秒都应该保持警觉的工作状态。

　　从正规就业往非正规就业转变

　　在被访的194位受访者中，有114位（58．7％）是民营的保洁或陪护服务公司派遣到医院的员工，只有33位（17．0％）的护工是直接受雇于医院护理部的，有18位（9．3％）是医院下属的陪护中心的员工，以及22位（11．3％）是直接属于某公营单位的员工，还有7位受访者根本无法明确说出自己受雇的公司或单位名称。医院里的行政人员告诉调查访问员，原先所有护工和保洁工都属于医院护理部或后勤部门管理，但为了追求效率和体制的改革，许多医院纷纷将管理护工和保洁工的业务由护理部划出，或将后勤部门社会化、公司化，成立医院下属的陪护和保洁服务中心，甚至直接将这部分业务外包给民营的陪护、保洁公司。

　　研究人员分析说，这表明护工和保洁工的雇用关系正处在由医院直接管理过渡到外包给私人民营公司的过程中，也就是医院护工和保洁工这两项工种正逐渐由正规部门往非正规部门变化。在病人交的陪护费有固定行情（50～60元／天）的前提下，将此部分业务外包的结果就是在“病人－医院－护工”之间再多一个环节，也就是多一层中介，最后落到护工或保洁员手中的工资大大缩水。

　　此外，由于从事护工工作有一定的基本能力要求，护工上岗前的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调查发现，外包给私人民营公司的护工并不是都接受过培训，而接受培训的，培训时间在1周内的高达45．8％、1周到1个月的有25．3％、1个月以上的只有5．8％。就像“打工妹之家”收到的投诉信中所述，这些护工的专业能力跟直接归属于医院的护工存在着差距，因而工作机会也就比后者要少。

　　不同的雇用关系同时影响劳工权益维护的状况。这一调查的结果显示，没有与医院签订任何合同的受访者高达64．4％（125位），签订劳务合同的也仅有18．0％（35位），而签订劳动合同的则更低，为11．3％；即便在签订合同的人当中，也有一半以上（50．8％）的人手中根本没有这份合同书。由于是否签订合同也关系着雇主是否替护工投保保险，高达一半的人目前没有投保任何保险。此外，20％的人为自己购买了商业意外险，仅有17．5％的受访者目前投保国家统筹的社会保险。

　　他们生活在都市夹缝中

　　从这一调查的数据看，护工和保洁工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一样艰难。54．1％的受访者居住在砖造的平房中（保洁工和目前没有活干的护工），而这些房子以雇主提供的和自己租赁的（29．0％和41．5％）居多。即便是雇主提供的，每个月也要交30～60元不等的租金，另外20．6％的人住在医院病房中（工作中的护工），在陪护过程中更是只能就着躺椅或折叠床因陋就简地找时间休息。

　　他们居住的房屋中有自来水和用电设施的分别占26．0％和26．3％，有暖气和厕所的则只有12．3％和11．6％，至于煤气、洗浴间和厨房、空调设施都只有5．1％～6．8％不等。生活上的艰难还可以从“是否给老家寄钱”和“寄多少钱”的问题中窥知一二：有79．3％的受访者给老家寄钱，平均一年共寄回2432．65元，每个月平均必须节省202．72元，依上述所言，平均每个月工资为300元到800元以内的护工和保洁工，为攒钱寄回家而只能以极低的生活标准在北京生活，生活在生存线的边缘上。这种现象被研究人员形容为：“他们（指护工和清洁工）的贫困来自他们工作而不是他们不工作，也就是有关国际组织早在1972年就关注到的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工作中的贫穷者’”。

　　他们为何成了“工作中的贫困者”

　　北京“打工妹之家”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权益保护”课题组负责人郭慧玲女士向记者解释了这一现象形成的过程和原因。她说，病人一般向医院缴交陪护费每天在50元～60元之间，医院负责招募、培训和管理护工，以提供陪护服务，医院向护工收取管理费10元，护工可拿到陪护费40元，并获得签订劳动合同、社保、食宿等劳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护工和医院劳动关系明确，属于正规就业。但是，随着医院内的机构改革发展，医院开始尝试将陪护和保洁业务下放给医院下属的陪护／后勤中心。陪护中心向医院上缴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因此护工只得到陪护费30元～40元左右。陪护中心与护工的雇用关系己较为模糊。此时，护工的就业向非正规就业过渡。此后，随着医院后勤的进一步社会化，为进一步减小组织的规模，医院将陪护和保洁等后勤业务发包给民营医护服务公司承包，完全不须负担人员管理、场地（提供宿舍）和其它业务花销（例如员工的各项劳动保障），而民营医护服务公司以营利为目的，雇用护工并派遣至医院从事陪护工作，虽然二者关系明确，陪护公司应该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上社保（但依据本调查，多数没有），护工得到的陪护费仅剩20～30元，与医院的关系属于劳务派遣，已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类型（即护工和清洁工成了临时工，对于医院而言）。

　　郭慧玲说，因此，这种原先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创造出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供乡村移民和城市失业者就业，却因为就业组织从正规往非正规方向变迁，导致组织层级增加、环节增多，分食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而使得一线劳动者未能得到相应于他付出的劳动的报酬，这就是“工作中的贫穷者”。

　　她说，我国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市场化的改革深入到社会的各层面，再加上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包括政府、社会和企业各正规部门均想往精简强化组织方向调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人员的就业压力，都指向发展非正规部门、扩大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方针；就业的非正规化、各种就业组织往非正规化发展似乎已成不可避免之势。因此，她呼吁，政府在导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人员往非正规部门就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在城市中因为就业带来的贫困问题。具体而言，除了完善法制、修改《劳动法》以适应非正规就业的大潮，更需要加强政府执行法律的能力，对于在非正规就业中应该适用《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组织或用人单位给予强力监察，迫使其遵守国家法律，以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