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必干：如果竞争上岗，我不去伊拉克

　　“外交工作表面看起来就是送往迎来、会见会谈，但实际上并不仅限于此，国际局势时时都在变化，任何事情都会发生，而外交人员就处在这种变化的第一线，每个外交官可能都会在其外交生涯中不止一次地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险情和考验。”近日，终于重新享受退休闲适的我国赴伊拉克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平静地坦陈心声。

　　六旬临危受命

　　——退休之后重走“死亡之路”

　　去年战争刚结束，孙大使一行四人就冒险踏上了穿越从安曼到巴格达的千里“死亡之路”，实地察看馆舍被毁情况，并与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接触。这条“死亡之路”必经“逊尼三角”——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以来，美军遭遇的大部分袭击事件就发生在巴格达、提克里特和费卢杰三点间的这一区域。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发生大爆炸，伤亡惨重，更给所有驻巴格达的外交官心中留下阴影。但是中国外交官没有半点犹豫，在风险丛生的环境里开始了复馆工作。

　　记者：身为外交官，您一定非常清楚此次使命的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不去伊拉克？

　　孙必干：有人认为我完全有理由不去，我在2002年年底就退休了。但是由于伊拉克问题的发生，我还是响应了外交部领导的召唤，重新来进行复馆的工作。我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使命。

　　记者：复馆小组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必干：为新大使到任做准备。在战争期间，使馆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全部财物被洗劫一空，复馆小组到伊拉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清点物品，查看破坏程度，为将来重建使馆做准备。

　　除了为重建馆舍做准备，复馆小组也要与伊拉克有关各方进行接触，为新大使馆积累“人脉”。除了伊拉克临管会之外，还要与联合国机构、美英联军进行接触，尽管与美英联军接触的很少，但是还是需要建立必要的沟通渠道。

　　记者：那时战争结束不久，各方关系错综复杂，你们的接触工作顺利吗？

　　孙必干：接触、交流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伊拉克政局混乱，临管会的25个主要成员，其中包括来自库尔德族的要员，有的出国，有的不在首都，但是工作小组还是争取会见了他们当中的主要成员。接触时，意见不合不可避免，这就需要求同存异，不谈争议。

　　记者：到达巴格达后，您看到的伊拉克是什么样？

　　孙必干：过去伊拉克的电多得不得了，现在，伊拉克每天最短都停电几个小时，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没有空调简直不可想像。还有贫铀弹、集束炸弹的污染，伊拉克人民太困苦了。

　　我们在那儿的条件是有限的，我们住在旅馆里面，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甚至不能要求喝什么水，我们能做的就是买矿泉水自己喝。伊拉克战争前，联合国已经开始对伊拉克进行制裁，伊拉克有很多手术因为没有医药而做不了。这次战争之后，我想这种状况还仍然存在，医院的设备、药品还是非常缺的。在那里，只有几家医院我们可以去，但是我们不想等到有了病以后再去找医院，因为它可能也没有办法。

　　与死神擦肩

　　——西装里不穿防弹背心

　　当时，伊拉克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恶化的趋势，爆炸频率越来越高。虽然袭击的首要目标不是我国赴伊外交人员，复馆小组被恐怖事件波及和误伤的风险仍非常高，孙必干至今还记得两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

　　记者：在伊拉克，复馆小组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什么？

　　孙必干：是安全问题，只要出去就有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何时何地会有什么事发生。有几次，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不过我们运气好，没有降临到我们身上。

　　记者：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孙必干：宣布伊拉克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那天，我应邀去外交部出席仪式，中午12点多，外交部外忽然发生爆炸，整个大楼都摇晃起来。这次爆炸炸死不少人。事件发生后，两架美军直升机在低空盘旋，交通完全瘫痪，本来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驻地。

　　有一次，在绿区里的临管会所在地，我要去会见临管会官员，当我的车进到第二道关卡时，我们刚刚经过的第一道卡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后来我们得知，有两名美军士兵在那次汽车炸弹袭击中死亡。我们当时距离爆炸现场只有大约100米。

　　记者：据说您自己出门时从不穿防弹背心，这不是很危险吗？

　　孙必干：穿着西装里面再穿防弹背心太臃肿了，我们出去都是要见人的，拜会各种要员，你就得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记者：当时您有没有感到害怕？

　　孙必干（笑）：对这样的事，我们是有精神准备的，知道随时可能发生，但那次还是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们就在爆炸范围内，离得很近。所以，我曾多次警告国人，最好离开伊拉克。因为在那里，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七名人质获救

　　——解救方式后来被多国效仿

　　今年4月11日，有7位中国劳工进入伊拉克境内就被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劫持了。孙必干第一时间得到了中国7名人质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消息，在短短25个小时里，就成功解救了全部7名人质。在谈到这样大的成就时，孙必干没有过多强调。他只是说，“这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正确的，首先有放人的大气候，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推动它水到渠成。”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得知中国劳工被绑架的？

　　孙必干：我们在劫持的当天晚上9点新闻里看到了这个消息，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信息。我们第一步首先是查对消息的准确性。确认有人员从约旦入境伊拉克，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劫持后，我们一方面是向国内报告，同时我们也展开了多方位、多渠道的营救工作，官方的、民间的、舆论的几个方面的营救工作。

　　记者：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些工作吗？

　　孙必干：官方方面，就是在得知消息的当晚联系上了临管会的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多位重要人士，为解救人质寻求援助，并安排了两国外长通话。

　　在民间，我们首先想到了求助伊斯兰党和穆斯林学者协会，在这件事之前，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不过我们知道曾经有外国人质的解救工作就是由他们协助的，估计他们可能与绑架者有联系。见到我们后，那些长老知道这些中国人不是一般人，我们所说的话是有分量的，而他们也需要对中国人友好才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非常积极，发挥了作用。

　　舆论就是，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比较有影响的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上呼吁武装分子释放被扣押的中国人。这样无论是绑架者还是与其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士都能看见，当时只能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与他们对话。

　　我在半岛电视台上用阿拉伯语发表讲话说，我们的7名同胞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被你们绑架后，不光是我国政府关切，他们的家人也终日无眠，在祈祷他们平安归来，请你们放他们回来，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人。

　　记者：您什么时候得到人质获释的消息？

　　孙必干：大概是12日9时55分，得到了人质被释放出来的消息。对方希望我们尽快去把他们接过来。这样我们使馆就派车去接过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还住在旅馆，所以就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地方，那里也很安全。经过一天多被劫持的经历，我们感觉他们还是比较疲劳。所以让他们吃饭，洗漱一下，他们就休息了。

　　就这样，人质事件在没有花一分钱赎金、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解决了。在25个钟头内被劫持的人员安然营救出来。从那以后，有几个同样遭遇的国家曾效仿这种方式希望以此来打动绑架者。

　　记者：据说这是您近四十年外交生涯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够成功营救人质，您一定很高兴吧。

　　孙必干：当时没有想过成功了怎么样，失败了怎么样，我们只是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人质获释后，他们很高兴，当地华人也很高兴。这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正确的，首先有放人的大气候，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推动它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