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岩周震本报记者董琳
2004年9月，一起长达四年的索赔官司终于终审，当初为帮朋友而勇做担保的李兵终于可以松口气，如今他非常后悔自己亲手炮制了这四年的麻烦。
糊涂担保酿大祸
1999年，家住哈市的刘德、杨蕊夫妇二人得知一赴日本打工的信息。当时两人都没有正式工作，便想到日本打工挣钱。经过两次面试，刘德、杨蕊夫妇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又向父亲借了3万元钱，就准备交钱等签证了。可这时他们发现在与“日方”签劳务合同时还需一个担保人，担保“日方”在收款三个月后办完出国手续，否则退款。刘德夫妇见有这样的条款，更对日方深信不疑。可是“日方”称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人，刘德为了尽快签合同并保持合同的完整，就主动到处找担保人。正当他们为找不到担保人而着急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德通过“日方”雇的一个翻译遇见了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李兵。
李兵是哈市某中专的老师，他与刘德很多年前曾是好朋友，后来因工作关系没了来往，但刘德知道李兵为人很老实，又讲义气，于是求他做担保。李兵碍于朋友面子，不好意思回绝。李兵对记者说：“他看到当时‘日方’已经大打广告，并已由有关部门认证，于是就认为不会出问题。在刘德夫妇的请求下，就同意做担保了。”
钱交了3个多月，可是手续还是迟迟办不下来，出于好心，李兵告诉刘德、杨蕊赶快把钱要回来，可是刘德还想再等等。李兵觉得不把握，劝他们又不听，便认真地说：“我可只担保三个月，你们赶快去要钱，过了时间可跟我没关系了。”李兵告诉记者，当时刘德笑了笑也没吱声。可过了几个月后，刘德夫妇突然找到他，说出国手续还没办下来，让他去给打听打听，但是这时，李兵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当翻译的朋友了。李兵渐渐感到自己帮朋友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有点不高兴地说：“早叫你们要钱也不听，现在让我去找谁问啊？”听李兵这么一说，刘德也不愿意了，“不找你找谁，你不是担保了吗！钱是管我爸借的，我们不找你，我爸也得找你。”一听到这儿，李兵又气又后悔，后悔自己糊涂，帮这样的朋友担这个保。没办法，李兵和刘德夫妇一起来到“木村株式会社”，找到“日方”负责人木村樱，在李兵的要求下，木村樱把公司的一台电脑押给了刘德，并保证“手续过两天就办下来了，电脑押在你那儿，不行我退钱给你。”刘德夫妇把电脑搬了回家，继续等。此时李兵以为，自己帮他们要了东西，也做得仁至义尽了，就算以后有事跟自己也没关系了。的确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德没有再找过李兵。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们再见面竟是在法庭上。
诈骗在先担保无效
2001年，“木村株式会社”涉嫌诈骗被定罪，因主犯携款潜逃，赃款没有全部追回。而此时受害人刘德夫妇并没有因为诈骗案的结束而停止他们的诉讼。他们夫妇二人，还要追讨被骗走的3万元钱，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为朋友，又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鼎力相助的担保人李兵。2001年10月，刘德、杨蕊向哈市太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兵还钱。当年年末，法院判决：李兵因做了担保人而应该还刘德、杨蕊3万元。这一纸判决可把李兵窝囊坏了：“我这帮人还帮出祸来了？”他随即向哈尔滨市中院上诉。经过哈市中院审理，认定该担保合同是基于一个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诈骗合同，因此，合同的担保也就无效，所以李兵不需向刘德夫妇还钱。可是刘德夫妇仍不服，多次申诉。直到今年7月，哈尔滨市中院做出终审判决：撤消哈市太平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德、杨蕊的诉讼请求。
对此，记者采访了孟繁旭律师事务所的刘惠民律师。他说，根据我国《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此案正是基于主合同是诈骗行为，所以担保合同才是无效，否则李兵就有还钱的责任，因为他是担保人、他签了字。（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特别提示担保非儿戏千万要慎重
记者在一些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因担保引发的官司时有发生。这些官司大多有一个特点：为朋友帮忙，不好意思，很多人因为“面子”签下大名，结果无形中却给自己带来一身债。
法律专家告诫读者，能不担保就不要担保，因为那是一种责任，一旦形成事实，就表示你将替他人承担一定义务。如果非担保不可，就应该多注意自我保护，最好在合同中注明为“一般保证人”，如果不注明，即被视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因为一般保证担保，必须经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后，仍然不能履行的部分债务，才由担保人代为清偿，相对来说责任有所减轻，也能减少担保人的损失。而“连带责任担保人”风险就很大，因为担保法中规定，只要在借款合同期满6个月内，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任意选择债务人或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履行债务，故原告可直接起诉担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