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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爸爸潘文石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6日15:13 深圳晚报

  25岁时被大熊猫所打动

  潘教授出生于泰国的一个华侨家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随父母回到了广州。这个出生在南亚阳光下的少年酷爱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和《白牙》,他想将来要到荒凉遥远和神秘的地方去。果然,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去了并留在了那些地方,把他的年华,他的学识,他的正义感,都留给了野生动物。

  我问潘教授,是怎么选择大熊猫的呢?他说25岁大学毕业那年,在动物园,我第一次抱大熊猫幼崽,大熊猫紧紧抓着我,嘴啃咬着我的两臂和肩,把心都啃酥软了,我想,我这辈子要研究和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果然,他和他的学生们成了野生大熊猫最信赖的人类朋友,潘教授被称为大熊猫之父,英国人叫得更贴切:大熊猫爸爸。

  大熊猫爸爸表述的语言相当精确而且易懂,对大科学家来说,这很不容易。是深入浅出地纠正了我们很多关于大熊猫的误解,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概念今天得到了纠正。

  竹子开花饿不死大熊猫

  我们都听说秦岭竹子大面积开花死亡,大熊猫面临灭顶之灾的说法。1983年底至1984年初,四川地区死了8只大熊猫,赶巧的是60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开花了,于是一种观点开始在全国盛行:竹子开花导致了大熊猫死亡。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全国各地开始筹集捐款,打算把野生熊猫统统圈起来饲养。这时,潘文石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坚决反对人工饲养野生熊猫,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会破坏野生熊猫的种群结构,而且还可能导致它们不再繁殖。他的举动受到某些同行的白眼,但是良知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给各级政府做工作,最终惊动了中央并且使人们停止了错误的保护行动。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潘文石得罪了很多人,原来许诺给他们的研究资金没有了,一些研究被迫暂时停止了。

  潘教授说,人工饲养的大熊猫被人类照顾得太好了,每天吃鸡蛋,喝牛奶,没有运动,连排泄都成困难,别说交配了。因为人工饲养的大熊猫没心情繁殖后代,有了另一种说法,大熊猫繁殖后代只能靠人工授精,这样生下来的幼仔成活率又很低,大熊猫濒临灭亡。英国BBS采访潘教授的时候问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听说大熊猫性欲冷漠,要给它们看看色情电影,提高兴趣,帮助它们繁殖后代。潘教授说还有别的外国通讯社都问过这个问题。潘教授笑哈哈地说,大熊猫怎么会看得懂画面呢,它完全是靠气味辨别,大熊猫的臀部有两个腺体,发情期就会在树上蹭,留下的气味里什么信息都有了,用我们的话说,身高体重出身相貌等等,所以公大熊猫不会去找没有发情的母大熊猫交配,母大熊猫也不会和没有生育能力的公大熊猫纠缠,它们的目标很准确,不会浪费工夫,它们有它们的方式,人类太想当然了。

  潘教授说,有的人认为,一只公熊猫和一只母熊猫放在一起就会繁殖。其实在野外,一只母熊猫往往要同时接受好几只公熊猫的竞争追求,才能激发情欲。而在动物园里,不能自由地生活,除了吃就是睡,别无选择地给你生拉硬配个对象———别说是熊猫,换成是人被关在里面,整天又没有运动,都没有这个兴趣!潘教授说他在野外观测大熊猫这么多年,曾花4年跟踪大熊猫娇娇,亲眼看到它交配分娩。娇娇两年产一仔成活率百分之百,最近9年的增长率为3.5%,不但与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卢旺达持平,更是远远高出北京仅为2‰的人口增长率。凭什么说大熊猫的繁殖能力下降。人类如果爱大熊猫,就应该放它们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圈起来养好吃好喝好才是害了大熊猫。

  至于箭竹开花也是杞人忧天,大熊猫的食物箭竹有两三种,其中一种开花没问题,大熊猫只要平行迁移二三百米,就能获得其他品种的竹子。在竹子开花说法最盛行的时候,潘教授在野外也没有看到大熊猫有饥饿的迹象。

  潘教授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底气特别足,因为他在山里和大熊猫一起钻竹林子钻了10年,那些数据,那些论点,都不是试验室里凭空得出来的。

  反对克隆大熊猫

  1993年,秦岭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潘教授眼看着伐木工人已经开采到离熊猫出没的区域只有一山之隔了,炸山开路之声把正在觅食的、正在哺乳的、正在酣睡的大熊猫惊吓得四处奔跑。潘文石和他的研究小组写了一封“致国家领导人的信”,信中陈述了秦岭环境的危机和解决办法。朋友劝他,算了吧,别再费力气了,多写些论文对你才是最有用最实惠的。潘文石说,写论文可以换取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但是如果秦岭的森林没有了,大熊猫也消失了,我写再多的论文也没有意义。作为一个科学家,重要的不是发表论文,而是让全人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于是他继续坚持向国家领导人写信,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示“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了秦岭这个最后一片大熊猫的栖息地。潘教授说,人类要想保护动物,当之要务,就是节制自己的行为。

  关于大熊猫,潘教授发出的最强硬的声音就是反对克隆大熊猫,这个事情惊动了国家领导人。我问他你为什么反对克隆大熊猫?潘教授说英国克隆了羊多莉,国内就有科学家声称要克隆大熊猫,权且称他为科学家吧。我坚决反对,当年我从野外回到北大,中央领导就过问下来,潘文石为什么要反对克隆。我说我不反对克隆,我反对克隆大熊猫。要想研究克隆技术,克隆白老鼠好了,还有羊也可以,因为这些动物大量繁殖和解剖,大熊猫你不能拿来宰。不解剖,你怎么得到那么繁杂的数据。如果为了繁殖更多的大熊猫,大熊猫能够靠正常交配繁殖,不需要克隆。从技术上说,胚胎移植不可能,异种克隆也不切实际。他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在科学大会上说服所有的科学家,最后投票决定,中国不再克隆大熊猫。我问了句听起来冷漠的话,就是克隆是不是不仅仅有繁殖的目的,还有纯粹科研的目的?潘教授坚决地摇摇头,人类不是打着科研的幌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大熊猫,是爱大熊猫,这是根本。

  可以想象蜚声中外的潘教授的处境并不好,因为他太敢讲真话了,他反对所有虚夸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和言论。但是他无所顾忌,上上下下都知道北大有个又臭又硬的潘文石,他的存在制约了关于大熊猫研究和保护的错误方向,他坚持,对大熊猫的研究,发表文章不是目的,写书不是目的,让大熊猫得到保护才是目的。拿不到国家的专项科研经费,北大的领导问他需要什么支持,他说,只要我入狱的时候,你们把我保出来。不是科学家就没有政治风险,因为真话往往是不振奋人心不入耳的,潘文石“文革”的时候入过狱。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更加开明,更加相信科学,更人性,更加有正义的声音发出的通道,大熊猫爸爸潘文石的存在证实了这一点。

  在秦岭钻了十几年竹林

  潘教授1985年开始在海拔3000米的秦岭钻竹林考察大熊猫,这里是大熊猫最后的栖息地,这一钻就是十几年。他的学生曾周在进入秦岭第39天就牺牲了。当时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必须面对我无法逃避的责任。但是真的太难太难了,除了媒介舆论的压力之外,我的家人都在责怪我。当时我几乎要垮掉了,压力实在太大了。但不能放弃,放弃就不是我潘文石了。”

  但是祸不单行,他自己也在山里摔坏了肛门,他躺在招待所里没有人管,每天靠蜂蜜拌一个鸡蛋维持生命。他当时很灰心,写信给他的爸爸,说我此时此刻产生了最大的迷茫,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可以在国外条件优越的试验室里工作,可以出去读书,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陷于不被别人理解同时如此危险的境地。爸爸回信说,我们是从国外回来的,不需要出去镀金。这种生活不是你从小所向往的吗,你要坚持。他坚持下来了。

  我问潘教授,我们从小在动物园看大熊猫,对大熊猫的印象就是行动迟缓,啃竹子,睡大觉,憨态可掬,是人类的和平大使,像幅画一样。它们在野外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没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潘教授沉吟了很久,才说,大熊猫生活在海拔3000米的山上,雪线以上,自然条件残酷,它以竹子为食物,每天不停地吃竹子,吃几十斤才吸收到一点点能量,它不是不想吃肉,是吃不到,大熊猫没有攻击性,很多比它们强大和完善的动物都消亡了,但是大熊猫留存下来了,你说它可敬不可敬。熊猫的幼仔出生只有一个半鸡蛋那么重,相当于人类4个月的胚胎,按理说也是生存能力弱的体现,但是大熊猫就是在一系列的不完善中走过了110万年的历史。生命其实是一种偶然机会,世界上的物种,100个里面就有99个消亡了,大熊猫存留下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生命的延续其实真的不需要十分完美,十分精巧,只要勉强能维持就可以了,大熊猫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个道理。潘教授还说,你看大熊猫终身保持稚态,不像人类和其他动物,老了会变萎缩衰败丑陋不堪,熊猫从出生到终老,都快快乐乐的样子,像个孩子。潘教授说这话的时候,真像个爸爸。

  至今仍有浓厚的珠峰情结

  大熊猫爸爸潘文石当晚的注意力都在王石身上,因为王石做了一件他20岁时没有做成并成为终生畏惧的事情,就是攀登珠峰。他说他20岁那年参加首次大型科考队攀登珠峰,从兰州出发,一到唐古拉山口就开始狂吐,浑身盗汗,虚弱不堪,勉强走到海拔6000多米,就撤退了,对珠峰留下了非常恐惧的印象。所以他非常非常敬佩王石能在50岁的时候登上珠峰。潘教授在接受采访的空当,总是把话题引到登珠峰上去。王石说10多年在山里研究大熊猫,相对于登珠峰,后者容易些,因为现代人对山的了解还有装备的先进,都不是50年前所能比拟的。其次登山年龄不是问题,有一位70的日本老人成功登珠峰,老人在珠峰顶打卫星电话给他90岁的正在日本滑雪的父亲,报告登顶的消息。父亲说,你现在在哪里,老人说,我在珠峰顶峰。父亲说那你怎么能说你成功了呢,你还没成功下来呢。就是这样的心态。这个故事把潘教授讲得无限向往,看起来我还可以啊,就是继续在山里,和大熊猫和白头叶猴在一起,潘岱(潘教授的女儿)你听好了,告诉你妈妈,你妹妹,不要再拦着我进山,我还年轻。我问潘岱,家里人是不是对潘教授意见大过天了,他这么成年累月的不着家,见大熊猫比见亲人多?不可能不是这样啊。家,见大熊猫比见亲人多?不可能不是这样啊。

  记者手记:我度过很专注倾听的一个晚上。我再次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的笔力所逮,能够表达得清楚的,比如很多科学的论述。但是这样一场倾听,是精神享受与知识和力量的汲取,我获得了它们,非常想和更多的人分享。还有理想主义,这个词和我们有些疏离了,但是如果有理想主义光辉的人出现面前,所有人都会被打动,我被潘教授的故事所打动,其实就是被他的理想主义和精神打动,这个话一点不空洞。他带的一个女博士,国外很多学校都给她奖学金,很多研究机构都表示接纳,她放弃了所有的机会,一直留在潘教授的考察队伍里。外国人不理解地问,是不是因为潘教授个人魅力的原因,你不离开?她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大熊猫,我要和大熊猫在一起。前两年潘教授的两个博士生结婚了,当时他们的工资分别只有三四百块钱,潘教授说,这下你们成了全北京最穷的人,他们说,我们过得还不错。为什么,他们都是精神上富足的人,也是爱大熊猫的人。

  1996年开始,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广西建立了白头叶猴的保护基地,开始了对这个同样濒临灭绝的珍贵动物的研究。潘教授次日要赴香港讲学,并接受阮次山的采访,关于潘教授和白头叶猴的故事,只能等待下次了。这是一个遗憾,也是另外一个期待的开始。

  作者:本报记者黄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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