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关讨薪时。“农民工讨薪”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大媒体时有报道，农民工讨薪难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话题。据10月28日央视《东方时空》报道，10月23日晚，沈阳市苏家屯区信盟花园北三期工地里，7名来沈打工的农民工因得不到工钱，吞食安眠药，所幸被及时救下。继而，11月1日《华商晨报》又报道，沈阳市于洪区迎宾路上一处仅3平方米的废弃房里，蜗居着一对从辽宁朝阳来沈的打工兄弟，他们因讨工钱被殴伤。此类事件何止发生在沈阳。据11月1日《工人日报》报道，10月24日下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的一处地产办
公楼前，30多位前来讨薪的农民工被80余名手持铁棍的男子围殴，打人者甚至使用干粉灭火器猛喷民工。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属于农民工的“薪”非要年复一年的“讨要”不可？为何农民工兄弟在流汗之后还要流泪流血？
有人说，农民工讨薪难在成本高，那么，这笔“讨薪”成本到底由谁来埋单？对此，国家劳动保障部门似乎并没有一个钢性的政策。事实已经证明，“讨薪”的最好结局是农民工如数讨回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那么，他们因此付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该由谁来付账？农民工们因此而承受的人格屈辱和精神打击该由谁来负责？某些农民工因此而付出的生命代价将由谁来偿还？
多劳多得，理所当然，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曾有人分析，农民工们讨薪手里握着两张牌：第一张是社会良知，第二张是法律。当社会良知的有效性越来越让人怀疑的今天，法律就成了他们手中惟一的王牌。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法律素质较低，不了解民事诉讼的途径和程序，加之打这张牌不仅成本高，而且容易摔破自己的饭碗，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讲，这张“王牌”不会打也打不起。
有资料显示，全国范围内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工资案件的70％。而造成这种非法拖欠和克扣农民工薪水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建设工程存在种种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层层转包，层层剥皮。而发包人往往以承包人未付工程款或建设单位未付承建单位工程款为由，使许多农民工陷入讨薪悲剧之中。甚至连某些地方政府都成为拖欠工程款大户，占全国拖欠工程款总额的26.7％。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硬着头皮“负债”上工程，所谓“配套资金”，往往是账面上数字，应付上级检查。也有少数地方政府法纪观念淡薄，挪用专项资金，从而造成建设资金不足，发生政府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也就不足为奇，地方政府也难辞其咎。
虽然2004年初，国家有关部委发出《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之后也有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农民工讨薪潮，但我们仍应该看到，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方之间的博弈中，由于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纠缠，直接导致“农民工讨薪”的艰难甚至无言的结局。那么，在许多民工看来，他们手里又只有两张牌，一张牌是劳动权利，另一张牌就是自残的权利。这值得我们深思。
当走向城市的农民工开始用千万计的数据来统计时，当农民工的欠薪已达上千亿这样天文数字时，我们的政府和法律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