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算什么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韩雨亭

　　传媒时代的复制和过滤，让我们很难再赋予如今的陈丹青一个准确的身份和定位。他是谁：个体艺术家，还是美术学 院教授，抑或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说他是一名艺术家，那么他对其他领域的涉足完全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家”重新 进行定义。他撰写的《纽约琐记 》、《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等文字，几乎都成为了市面上的紧俏货。书店老板对陈丹青的作品了如指掌，说《纽约琐 记》比房龙的常年畅销书《艺术的故事》还好卖，文字似乎超越了他油画艺术的老本行。细心的人还能搜罗到他一贯“愤青式 ”的言论，一会儿痛陈艺术教育体制，一会儿又狠批长官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建筑景观。尤其是从美国回来，频频转悠于公共言 论领域的身影不得不让人将他与时髦的“公共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但对于这一称号，他倒似乎有些难为情。“我们这一代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知识，还算什么知识分子？”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自从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以后，你一直极力倡导艺术教育不要有英语、政治、计算 机等考试？为什么这么主张？

　　陈丹青：对，但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不合理，而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教育制度不合理。

　　时代人物周报：很多人认为你是在极力反对外语教育，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陈丹青：那是他们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人在有意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外语教育本身，而是我认为不应 该将外语教育作为录取和毕业的硬性标准，或者说是惟一的标准。

　　时代人物周报：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不是很好吗？

　　陈丹青：我并不是反对不向其他国家学习，要不然，我也不会跑到美国十几年不回来。我反对的我们学习西方国家时 持有的一种心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当时的中国人自强心切，导致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大力推行外语教育，留洋之风盛行。这 些都没错，因为所有的后进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但问题是建国后，中国一度闭关锁国，一边学苏联，文革中外语教育 停滞。改革开放以后，又疯狂推行外语教育，尤其是制定外语考试这样一个制度。这一百年折腾下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 背后隐藏的一种心态，要么过分拒斥，要么过分推崇。暴露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大的文化上，缺乏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时代人物周报：有人将你纳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里，你怎么看？

　　陈丹青：如果比较无耻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一名艺术家，其他什么都不是。“知识分子”的前提是他必须要有知识， 我对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定义就是没有知识。尤其是我们这一届连初中都没有上过，教育水准充其量是高小程度。我想，高 小程度不应算是知识分子。

　　虽然，我最后到过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但那时连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声称文革时间太长，荒废了他们的业务，希 望我们这些社会进去的学生带动一下课堂的气氛。因为，我们考进去的人都是文革当中的艺术家，都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可以 说都是相当成功的艺术家。当时所谓的教育就是将大家集中在一起画画。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当然也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其实，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可以塑造另外的你 。有一天，你突然发觉自己被戴上了帽子，但你却没有力量去拨开他，因为他们说的并不能算是完全虚假的，也不能算是完全 真实的。就好像照片一样，你不能说照片里的你不是你，也不能说是你，因为它就是一张照片。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眼里，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中国的国情越来越暧昧。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讲？

　　陈丹青：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它会朝一个什么方向改变，反正，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 美国对于我来说一切倒是非常确定的环境，总统大选、圣诞节、每年都要缴税，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都能看到。在中国 ，它总体给人一种很亮的感觉，在往前走，总体上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看待今天油画艺术家的命运？

　　陈丹青：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上的诸多变革，我都未能亲历。在这期间，毫无根基 的中国油画艺术面临着不同现代艺术的冲击，图像文本和影像已成为艺术消费的主流。以GDP为标准的经济生活是这个国家 最大的政治。

　　原有的艺术体制也发生改变，艺术家多少脱离了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不再是“人民艺术家”，变成为自己服务的“个 体艺术家”。同时，一批胡子还未长硬的年轻人开始敲锣打鼓搞起了前卫艺术，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地盘迅猛扩张，更有着广阔 的国外市场。那批五六十岁的老油画家的市场却在逐日萎缩。摆在他们面前的，要么对油画艺术进行更为超前的创新，要么转 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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