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里的安全套发放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1日02:00 时代信报

　　酒吧里的安全套发放机

　　11月6日，记者和几位朋友来到了位于沙坪坝的一家同性恋酒吧。

　　从半掩的门走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吧台，台内坐着一个30岁左右的短发男子，看上去像是老板。往里是一个50来平方米的大厅，还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舞台，舞台周围是一排排客座，十来个人正在喝酒聊天，楼上还有座位。客人大部分是男性，服务生清一色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记者和朋友特意在二楼挑了个位子坐下，但酒吧内的人还是不断向记者行“注目礼”。酒吧的装修比较简单，与其他酒吧相比别无两样。来消费的显然都是熟客，有的服务生干脆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喝酒。与常人想象不同的是，酒吧里的大多数客人并不像港台影视中所着力刻画的同性恋形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明显的夸张姿态。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娘娘腔，倒是酒吧里的一群舞者浓装艳抹，一身饰品，扭扭捏捏，让记者分不清男女。

　　记者旁边的一桌正在举行生日聚会，一名长发的男子喝得酩酊大醉，旁边的短发男子则轻声的安慰着他，一片强光照射过来，记者看到两双紧握的手在强光中显得非常瞩目。

　　片刻，记者走进洗手间时，看到里面有一台安全套发放机和大幅宣传画。旁边的一名中年男子见到记者纳闷，指了指吧台的方向：“向老板要吧，不要钱，免费提供的。”记者随即与这位杨先生聊了起来。他称有固定的同性伙伴，以前从不使用安全套，出入酒吧更没有随身带“套”的习惯，“但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变。”

　　杨先生的变化，源于偶然参加的一次讲座。那次讲座的主讲人就是周生建，重庆彩虹工作组组长。讲座开始前，他听到了周生建与听讲人这样的一段对话： “请问你和伙伴‘办事’时戴套吗？”

　　“拜托，那是什么东西？我们又不会怀孕，戴那玩意干嘛？”

　　“防病呀。现在外面的病很厉害，性病、艾滋病什么的，一不小心中标就麻烦了。”

　　“你是说我们会在外面乱来？我可不是那种人。”

　　被问者有些气恼，但随后周生建教授引述的数据却让杨先生毛骨悚然：1989年，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2001年的调查发现，全国艾滋病感染者中，高达10.1%。之后，杨先生开始注意自己在性生活上的健康与安全了。

　　情感归宿未知

　　“2001年4月20，这是一个值得我一辈子去记忆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可以招摇过市的爱上一个男人！”

　　一位同性恋者在网上留下这样激情而愤懑的文字。当天的《重庆晚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修订：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

　　尽管媒体普遍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病理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进步。但在代表民间声音的互联网上，近3000万的中国网民对此“褒贬不一”。

　　“社会的不宽容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迫使同性恋者进入传统婚姻，这对夫妻双方、子女、两个家庭都是悲剧。另外这种情况使同性恋者进入地下，使同性恋者的结合非常脆弱。这也是导致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出了同性婚姻的问题。李银河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同性恋婚姻除了在人权上的意义以外，在干预艾滋工作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应该得到承认。

　　但一个改变公众印象的不利因素存在着：目前为公众所知的同性恋者表现不佳。在很多人印象中，同性恋者的形象是公共厕所里的苟合、公共浴池里的滥交。“希望同性婚姻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一位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如此认为。

　　关爱与理解更重要

　　“中国同性恋人群中自发地对抗艾滋，自发地开展社会教育的活动，是存在着感染艾滋高危行为的各种社会群落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群体。”和本报记者一起采访彩虹工作组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说，“他们没有排斥、躲避主流社会的专家学者，他们甚至没有躲避有关的官方机构和人士，他们主动和主流社会携手，在预防艾滋的问题上，积极寻求社会的认可，值得关注。”

　　反过来讲，主流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理解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宽容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情感压抑就不会得到减轻，会更随意地发生性行为，会有更多的人选择通过与同性进行买卖淫活动，”同性恋志愿者段先生说，“许多的同性恋者都会因为无法承受周围对自己压力而感情破裂，从而作出不理智事情，这对社会不利。”

　　记者也在同性恋酒吧向9名同性恋者询问：如果你感染了艾滋病怎么办？其中有2人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尽可能传染给更多的人。”

　　看来，对这个群体的关怀，不是彩虹工作组和几名教授、专家就可以包揽的。信报记者阿富/文黄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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