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北京)
如果哲学是一种智慧之爱的话，雅克·德里达也许是今天唯一的一位哲学家。与人们通常对他的看法相反，他保留了
哲学的古典气质，而且，似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对那些遥远的希腊式问题保持着持久的兴趣。他长久对抽象的东西、对纯粹哲学
和伦理的主题抱有兴趣。他属于那种冥想式的哲学家。而且，显然，他被冥想的欢乐所充斥。有时候能够看到他陶
醉于其中：
甚至是为了冥想而冥想。正是这种冥想气质，使他很少被眼前巨大而厚重的现实面纱所遮住—他不怎么将笔触停留在现实，无
论是今天的现实，还是作为一种历史的现实。现实不是不重要，只是对于哲学来说，它激发的欢乐过于短暂，它易于让想象力
的翅膀折断。因此，大部分时候(晚年除外)，他的写作抹去了历史细节—按他的说法，他不会叙事。他只是冥想。一个哲学
家的冥想，它的至福状态，就如同一个语无伦次的疯人一般：冲破了人类成熟理性的限制，但又不乏某种神迹般的天启。
今天的思想事实是：人们过于理性化了，并且将理性作为写作力量的基奠。而德里达的写作，就像一个没有被理性所
感染的孩子一样，在想象的天空中穿行。但是，这不是一个稚嫩的孩子，德里达的梦想，还不是孩童般的写作，而是“像个女
人那样写作”。这种延续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冥想式的写作，是一个复杂而莫测的智识王国，这个王国不可企及，它让人顶礼膜
拜。或者，我们可以更复杂点地说，德里达的写作将理性推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使得这种理性以一种偶发的想象表现出
来，理性的极致就是理性的崩溃。哲学的极致就是艺术和审美。德里达就是这样将哲学和虚构(小说)融于一炉，在某种意义
上，德里达的哲学是经验的诗篇。这种哲学是分叉式的秘语经验，用他的说法，这种秘语是“对于秘语更古老、更原初的体验
，是一种不向信息敞开的、抵制信息和知识、即时地自我秘写的体验”。对，德里达的写作不是将各种知识编织成一面巨大的
万花筒来炫耀般地展示，而是自我的多少有些孤独而收敛的内心低语。这让平凡的人们难于追逐。诋毁和赞誉也由此而起。
我们知道，今后，再也没有人比德里达对这个理性传统，甚至可以说，对整个西方传统更了如指掌了。尼采的爆发、
海德格尔的迂回、德里达的繁复，这3个人编织的线索，是20世纪最重大的哲学事件。这个哲学事件执意地要同先前的西方
传统发生分歧。德里达并非像尼采那样要同这个传统高声地直接对垒，而是要小心翼翼地切割这个传统的森严制度、它的缝合
机制，他要在这个传统中发现异己性，发现它的缺口，发现其顽强生长的他者性。这就是抽象意义上的“解构”。“解构”，
这个词毫无疑问已经声名显赫了。但是，解构绝不是盲目地摧毁，不是不负责任地肆意妄为，不是歇斯底里的破坏，不是虚无
主义—人们通常斥之为没有建设性的无理性的虚无主义—的极端发泄。对于解构的指责，数不胜数，但是，那些指责者从来没
有意识到解构的解放性、发现性和敏锐性。解构正是借助不同凡响的目光，对那些隐秘压抑和宰制机制的摧毁，无论这些宰制
是以什么面孔出现的，也无论这种宰制表现出如何的正当性和自然性。解构，因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识读和发现，这种识读和
发现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敏锐穿越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以至于历史在德里达的写作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存在：历史是以一种不在
的方式而完满地在场的。只是到了最后，德里达意识到某种迫切性。某种政治性的忧虑席卷而来，他不同寻常地历史化了，而
且非常直截了当，解构不得不在历史的压力下返回具体的历史。这种努力，这种力图有所现实作为的政治性努力，现在却富于
悲剧性地突然中断了。
德里达的辞世，意味着一个后结构主义时代也结束了。我甚至要说，哲学也到此结束了。德里达和福柯、德勒兹、拉
康等人一起，开创了人类知识史上的一个群星璀璨的奇迹。这个奇迹注定是要以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存活，但是，现在，这个
奇迹居然真的变成了历史记忆，它真的只能以记忆的方式存活了。
好在德里达存活在各处，存活在各门学科里，存活在各种知识中—长久以来，他就被各种知识反复不停地消化和咀嚼
，而成为人们再生产的食粮。这使得他—无论是活着的他还是逝去的他—倔强地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改变着今天的知识面貌。
他决不会从历史中、从知识的记忆中抹去。
好在我们都有记忆，我们能够记忆。这些记忆让我们，让我们这些德里达的读者，让他的信徒，在这个时刻，稍感宽
慰。2001年9月，在三联书店的一楼，我和几个朋友，第一次看见了德里达。他安静地走进了书店，在门口拿着一本他无
法阅读的中文书，随意翻阅起来。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看见了他。我们都有点激动，有一种神秘感袭上心头，
我们默默地带点虔诚地打量着他。他意识到有人看着他，微微地抬了抬头。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手机，
走出门外，有一些严肃地说法语。
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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