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刘洪波
复旦教授陆德明嫖娼案被报道，引起的议论热闹非凡。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为教授嫖娼行为受到舆论谴责而鸣冤叫屈的声音不小，有人认为“官员嫖娼的多了去了，何苦单单不放过一个教授”，又有人说“嫖娼属于私人事务，没
有必要兴师动众”，还有人觉得陆教授成就高、贡献大，似乎可以“以功抵过”……虽然如今价值多元，任何一种恶劣的事情，都会有人“同情和理解”，但对教授嫖娼这种明显的丑闻，产生了对嫖娼教授“同情多于痛斥”的现象，还是出人意外的。
先看一桩法国的“救美”事件。今年4月20日凌晨，奉命盘查涉嫌卖淫嫖娼可疑人员的巴黎警察检查了一辆经过临时检查站的小汽车，发现驾车男子带了一位17岁的罗马尼亚妓女。警员决定对驾车男子罚款150欧元，此时驾车男子对警员破口大骂，指着自己的证件大叫道：“你们看清楚些，我是为拉法兰总理工作的，我没必要交付150欧元罚款。”驾车男子是拉法兰总理的“形象助理”安比尔。
接下来，法国媒体上纷纷报道安比尔性丑闻。安比尔则声明自己根本没有嫖妓。他说，当时他刚加班后回家，经过红灯区时，两名年轻的女子正揪住彼此的头发奋力厮打，突然处于劣势的妓女挣脱对手，向自己的汽车狂奔，他想摁动按钮把车门锁住，可慌乱之中却一下子将车门给打开了。于是，那名妓女跳进了车内。他见那名披头散发的妓女实在可怜，于是发扬“英雄救美”精神将车驶离了“危险地带”。
但法国媒体根本不听安比尔“英雄救美”的解释，继续大揭安比尔性丑闻，把他作为嫖客穷追猛打，没有人说有什么不厚道、太过火，反而是安比尔一面鸣冤叫屈，一面“出于对总理的尊敬，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责任”而在事发3天后辞职。在这一事件中，唯一确定的是安比尔车上有妓女，而到底安比尔是嫖妓还是“英雄救美”，倒在其次。
安比尔因尚无定论的嫖妓辞职，陆德明因确凿的嫖娼(陆教授自称是为了“帮助”对方)而广受同情，差异是很大的。安比尔是公众人物，陆德明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公众人物；安比尔服务于政府，公众对他有道德要求；陆德明服务于大学，公众同样对他有道德要求。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安比尔在法国，陆德明在中国，这足以成为两人一个受谴责、一个被同情的理由吗？
对于“私人事务”，人们是可以不“兴师动众”的，但问题是，且不说当下中国并不认为嫖娼只是“私人事务”，就算情况变化到嫖娼变成“私人事务”的阶段，也并非所有人的“私人事务”都不必“兴师动众”的。个人财产有多少、婚姻状态如何、年纪有多大，对一般人来说，确实不必兴师动众，谁兴师动众，恐怕还要招来侵犯隐私权的官司，但对于公众人物，又有多少隐私可言，公众人物的嫖娼行为，“兴师动众”大有必要。
确实，在今日中国，嫖娼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官员嫖娼的现象也不是个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官员被确认为有嫖娼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公众知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官员也不会在公众舆论之外自在逍遥。既然如此，有什么“何苦单单不放过一个教授”的问题呢？当然，由于官员手中可调用资源丰富，他可能有更多的办法隐藏自己的嫖娼行为，以逃避公众舆论的谴责与追问，然而如果这可以成为“教授也要放过”的理由，那么你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或者非法行为的反对，到底是真正觉得那是罪错，还是仅仅因为自己不能参与进去而嫉妒呢？
成就高、贡献大，是否可以使一个人逃避道德追问，更是一个不值一谈的问题。一个人学问再高，贡献再大，也不会获得“道德免责券”。但近些年，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共识的形成，附带着产生了一股“精英免责”的怪论。去年浙江纺织专家徐建平杀妻案，竟有几百名各类专家签名呼吁不要依法判决，而要念其有功，例外处理。此次陆德明嫖娼案，媒体上又有“念其有功，不该过多责备”的声音。难道法律也好，道德也好，“严格执行”的程度也要按照成就和贡献来分配的吗？“知识同盟”或者“精英同盟”到底是在要求什么，是要求公平与正义，还是在要求“我自为王”？
教授嫖娼，是毫无疑义的教育丑闻，是不可置辩的道德迷失。这种事情当然需要得到公正的处理，但对教授嫖娼行为公众给以道德谴责，哪怕严厉一些，也丝毫不为过分。如果陆教授不是处身高校，谁会如此“兴师动众”来关注此案？如果大学教授嫖娼案发，整个社会没有震动，没有谴责，反而认为十分正常，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宽容，而只能使人迷茫甚至绝望于大学的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