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破题(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6日07:08 华商晨报

　　“黑三轮”涉及的问题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张墨寒　摄

　　一个城市的悬念已经揭晓。

　　11月13日的中午，当“黑三轮”车主金国强驾着车子远去时，在那车子排出的浓浓黑烟中，这个人以后的命运，似乎也模糊起来。

　　四个“不用”

　　一个三轮车主的自述

　　11月13日11时，金国强遇到了他当天的第七位顾客，上午生意不错，他已赚了19块钱。拉完这趟活儿，他会到南塔鞋城附近的小面馆吃一碗刀削面。“只有上午赚够了20块钱才舍得吃这碗面，要不就下午抽个空儿回家吃一口。”他笑着说。

　　再过几天，金国强的大女儿就要嫁人了。56岁的他对未来的女婿很满意，小伙子在事业单位上班，“工作稳定，收入也稳定”。

　　1997年，金国强下岗，这让他们一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两个女儿都在上学，比金国强早两年下岗的妻子虽日以继夜地承接缝纫活儿，并且在家政公司登记当小时工，可每每在两个女儿伸手要钱时，夫妻俩还是难堪不已。

　　1999年，在零工市场蹲了两年的金国强决定买一辆二手三轮车，在长青地区拉脚儿。与金国强前前后后下岗的，还有当时厂里的近300名工人。“我知道的就有五六十人在1999年到2003年之间买了三轮车拉脚儿”。

　　“那时候，三轮车不像现在这么多。”金国强说，当时起价费2块钱，顾客也不多，一天就能赚10块钱左右。但是“投入低、不用起牌照、不用考驾驶证、不用上税、不用上保险”，金国强透露，100％的黑三轮车主都有对这方面因素的考虑。

　　金国强承认，在这几年中，他曾两次连人带车翻到路边的沟里，“安全性能的确差”，也屡屡听见同行出事的消息……

　　“今年生意不如去年。”金国强介绍，今年初开始，仅仅在他蹲守的南塔鞋城附近，就增加了“至少100来辆三轮车”，虽然三轮车的起价由2元涨到3元，但是因为竞争压力大，赚的钱每个月也就五六百元。这要支撑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以及小女儿远在异乡的大学梦。

　　连日来报纸上对三轮车的大规模报道让金国强和他的同行们觉到了些什么，“好像是要取缔三轮车了，我们也聊过这些事。”

　　但是金国强看上去很平静，“要是不让干了就找别的活吧。”

　　整治之难

　　一个说起难做起更难的问题

　　市民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往往决定于与之接触数量的多少以及对其危害性了解的程度。

　　工作地点在皇姑区的袁女士家住东陵区文萃路天坛小区，下班时间如果晚于19时，她只能乘坐245路公交车到终点，但这距离她家还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打出租车得7元钱，三轮车3元钱，又不远，三轮车是最好的选择。”

　　袁女士表示，考虑到安全，一般她不会选择三轮车作为完成3公里以上路程的交通工具。但如果有关部门要取缔三轮车，至少会为她及她所在小区的居民出行带来不便。袁女士说，“虽然三轮车不守交通规则，但是顾客默许它的方便便宜，有市场。”

　　11月12日晚，沈河区一位交警告诉记者，因为三轮车车主大多没有经过正规的交通规则、驾驶技能培训，对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大了解，常常出现双黄实线调头、单行线逆行、禁停区违规停车、甚至闯红灯、抢道逆行、肇事逃逸等情况，这些情况令交警及市民都头痛不已，也由此酿成很多惨剧。

　　“因为三轮车没在任何部门登记，没有牌照，有关部门即使想在默认其存在的情况下对其加以行政约束都难以做到。”于洪区一位行政执法人员透露，多部门联合对三轮车的整治工作其实多年都在进行，但是根本管不过来。一是因为不能没收，只能暂扣；二是罚款起不到预想的管理效果。到底该谁管，怎么管，这位行政执法人员表示，“这几乎成了交通管理上的盲区。”

　　11月12日下午，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运管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三轮车不属于法规规定的运营交通工具，该部门从未给任何一辆机动三轮摩托车发放过运营手续。

　　“交警系统中普遍认为‘黑三轮’难管”，与“黑三轮”常年打交道的大东交警大队盛利科长说，“开‘黑三轮’的人中80％是身体健全的人，这些健全人同时也是生活相对比较困难的穷人，也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依法处罚有时也易引发过激的行为。”

　　考验政府

　　一个专家的见解与建议

　　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战略方面研究的辽宁省委党校经济学家孟翔飞教授表示，“黑三轮”是一定要取缔的。

　　“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运行一段时间后，必然是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然而政府部门每出台一个政策，维护的也只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必然损失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孟教授表示，“黑三轮”有市场是由于其价廉，这是部分市民错误消费、非理性消费的体现。三轮车的安全系数小、影响市容和环境是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

　　从治理手段方面来讲，孟教授认为，用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效率最快，但产生的后续问题也最多。实际上，当政府认为整治“黑三轮”已经成为公共行为时，政府就要更加为市民着想了，在肯定一部分人利益的时候，不应该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整治清理黑三轮，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一个挑战。”孟教授表示，后续问题太复杂，政府需要有一个缜密的思维，武汉的“政府赎买，再对车主提供谋生岗位和扶持政策”经验可以借鉴，但这要根据政府的财力决定。

　　孟翔飞教授认为整治“黑三轮”实际上是系统工程，政府要想让更多市民满意，就需要将车辆生产厂家、劳动和社会保障、残联、工商、交管部门、经济学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都请来，在一起研究、论证。

　　事实上，从昨天政府公布的一系列规定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信心，一个城市的难点正在破题。（应被采访者的要求，文中金国强系化名）

　　本报记者　经淼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