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邮路四代情

　　从康定县孔玉乡到该乡最远的长河坝村,要翻过两座大山,走45公里的路,一个来回需要3天。这条邮路,老何一走就是20年。

　　今年50岁的何国民是康定县姑咱镇邮政支局职工。他的爷爷、父亲及女儿,也在邮政系统工作。

　　20年艰苦步班邮路

　　11月12日下午4时,同往常一样,老何开着汽车,把姑咱邮政支局一天收到的信件、包裹转运到7公里以外的鸳鸯坝,再把信件等物从鸳鸯坝带回姑咱。从投递员岗位退下来后,老何就一直在做这个短途转运邮件业务。

　　1970年,16岁的何国民开始了邮政投递员生涯,负责姑咱镇孔玉到长河坝的乡邮路。由于交通不便,何国民只能走路去送信。如果投递的东西太多,偶尔他会牵上一匹马,把东西放在马背上。

　　去长河坝的途中,要翻过两座大山,还要用溜索过大渡河。运气好的话,一大早从孔玉出发,天黑之前可以赶到邮局在途中为投递员搭建的岩屋,虽然条件简陋,总比露宿野外强。可天有不测风云,特别是夏冬两季,泥石流和大雪随时都可能降临,切断道路,那就只能靠随身携带的雨衣、水壶和干粮在荒野对付一夜。

　　行走在荒郊野外,我好几次都差点送了命。鸡心梁(音)吊桥是到长河坝的必经之路,桥面是3根钢索铺上木板而成,桥下深谷中奔腾着湍急的大渡河水。为了确保安全,有关部门每年冬季都要用新木板换下旧木板。1982年冬,有一天我送信来到鸡心梁吊桥。那天,施工人员已拆下旧木板,但由于天色较晚,新木板还未来得及换上。吊桥上,只有3根钢索在寒风中摇晃。

　　眼看着岩屋就在吊桥前方,如果倒回去,还要走30公里路才能回镇上。我一横心,把邮包背在背上、干粮袋套在脖子上,徒手抓住钢索向对岸一步步爬去。途中,干粮袋子几次勒住脖子,勒得我眼冒金星,差点晕过去。不到100米的距离,却足足用了20分钟才爬到对岸。当双脚再次踏上坚实的土地时,我一屁股瘫坐到地上,硬是半小时没起得来。

　　还有一次,何国民在送信途中遇上了垮方,高山上坍塌的大石头把他的腿打断了。现在想起,他仍心有余悸:“如果不是遇上过路人,绝对失血过多没命了。”

　　祖父父亲都是邮递员

　　老何说,做邮递员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爷爷叫何培程,解放前就开始做邮差。到1949年解放时,爷爷已经在甘孜州送了27年的信,是当地仅有的3个邮差之一。那时由于人手少,爷爷负责康定到甘孜县的邮路,近400公里的路程来回要走1个半月,途中翻越折多山等几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

　　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送信。虽然一路非常辛苦,但作为邮递员,爷爷非常受人尊敬。每到一处,当收信人拿到爷爷送去的信,总是千恩万谢。特别是藏族老阿妈,拉着爷爷的手不停地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爷爷非常喜欢邮递工作,直到1983年70多岁时才退休。

　　1957年,何国民的父亲何治德也走在了邮路上。

　　老何清楚地记得父亲不幸殉职的那天。1981年,何国民送信来到大渡河上的一座溜索旁,看见了父亲的马和邮包。“父亲可能准备过河。”他想,何国民转身牵住自己的马,整理了一下邮包。但等他转过身来时,却惊恐地发现,溜索断了!附近的人迅速向溜索跑来。路人抓住惊呆了的何国民:“你父亲过溜索时,溜索断了,人掉到大渡河去了。”

　　“当时如同五雷轰顶,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忆起父亲遇难的情景,老何眼睛红了,“死的时候才49岁啊,尸体过了5个月才找到。”

　　“孙子要进邮政,我赞成”

　　父亲以身殉职后,老何曾想过放弃这份工作。

　　但当他看见村里的孩子迎接他到来时的欢呼雀跃,想起藏族老人每次硬塞给他的蔬菜、酥油,回忆起人们一句句祝福的话语,何国民终于选择了留下来,继续送信。

　　1990年起,何国民开始骑摩托车送信。原来3天才走得完的邮路,老何骑着摩托车一天就跑完了。再后来,老何的3个子女大了,有两个都遵从他的意愿,进了邮政系统。

　　“原来,爷爷父亲都靠走路送信,我后来骑上了摩托车,现在还开上了汽车送信,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老何说,如果自己的小孙子以后也想在邮政工作,自己一定举双手赞成。

　　本报记者李丹沈佳

　　编者的话

　　世界上有一种情感叫感动。老何一家虽然是小人物,但他们让人感动,是一种心里麻乎乎的感动。老何一家四代人生活在边远山区,他们不是劳模,也不是英雄,只是普普通通的邮递员;但他们的经历足以配得上劳模的称号,也足以让每个英雄落泪。

　　我们感动,是因为在老何一家人身上,有着我们久违的质朴和纯粹:他们执着于如此艰辛的工作,只缘于父老乡亲一句感谢的话,以及孩子们欢呼雀跃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