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她的殉情埋单?

　　本报记者任双玲/文图章颖（化名）和柳明（化名）这对恋人曾牵手走过了8年的幸福时光；二人婚期逼近时，柳明的父亲以推迟婚期为由突然向对方提出“退婚”；章颖说，今年4月18日晚，绝望中的柳明让章颖先“走”，等自己的事情办完后他会到阴间找她，3天后，24岁的她纵身从三楼跳下，摔得血肉模糊；11月10日，本报记者赶赴嵩县面见当事各方，听他们谈论该事件争执的焦点问题——

　　11月10日，记者在嵩县见到“殉情自杀事件”的女主角章颖时，虽然她拄着拐杖，下颌的伤痕明显，但依然可以看出她挺拔的身材和靓丽的容貌。

　　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丽女子，却在今年的4月21日下午，导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殉情”悲剧……

　　热恋<<<<

　　据章颖说，早在1996年，他们16岁时就开始恋爱了。1999年，两人毕业后，章颖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小学，柳明则被分配到了县城一所中心小学，后来柳家通过关系，在2001年8月将章颖也调到了柳明所在的中心小学。这一年的中秋节，他们宣布订婚。今年3月，双方家长协商，将他们的大婚之日定在4月27日。随后，章颖和柳明一同到洛阳市区的影楼，拍摄了一套婚纱照，双方父母也各自请来亲朋，安排好每人在婚礼上的分工……

　　退婚<<<<

　　据章颖说，在婚期逼近的时候，她正好请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一天，柳明的父亲突然找到章颖的父亲，说章颖的身体不好，最近事情又比较多，婚期推迟，啥时结婚，以后再说。

　　“推迟婚期”意味着委婉地退婚！这个消息对章颖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后来章颖见到柳明时，看到他也是泪流满面。4月18日晚上，柳明打电话给章颖，约她出来谈谈。章颖以为柳明已做通了其父母的工作。然而，柳明告诉她的依然是坏消息：其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殉情<<<<

　　章颖说，就在4月18日的那天晚上，柳明对她说，既然我们生不能做夫妻，就让我们到阴间相聚吧。章颖说她记得很清楚柳明的一段话：“这几天你找个机会先‘走’，我负责学校的运动会，等我把事做完，我会在4月27日（即他们原定的结婚日）到阴间找你……”4月21日中午，章颖请假的期限到了，她打电话给校长，想再续几天假。好心的校长劝章颖：到学校来吧，也许会让你的心情好一些。章颖的母亲见女儿起床了，给她的包里塞了两包酸奶，目送女儿走出家门。

　　章颖到了学校，依然没有改变必死的念头。在班里，她给孩子们布置了几道作业题，回到她的三楼办公室后，竟然毫不犹豫地从窗口纵身跃下——

　　据参与救助的人说，被摔伤的章颖当时血肉模糊，脸部严重变形，医生说下颌被摔骨折的碎片有40多块。章颖说，事情发生后，父母没有嫌弃她，倾尽所有给她救治，而曾与她生死相约的恋人却连到医院看望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她忽然感到8年的生死相恋，居然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争执<<<<

　　在众人的帮助下，章颖最终生还，但头部、下颌、腿、盆骨等多处重伤。目前，章颖只能拄拐走路，下颌处的伤已经做过手术，但时常发炎化脓。由于治疗费用没有着落，下一步的治疗和整容，就成了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问题。于是，该谁为她的殉情“埋单”，就成为当事双方争执的焦点。

　　在他们供职的中心小学，该校校长接受采访时显得心情沉重。他说，柳明和章颖都是学校优秀的骨干教师，事件发生后，学校老师们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章颖的遭遇寄予了同情。

　　面对记者采访，柳明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件事上，我一无过错，二不犯法，三已做到仁至义尽。”柳明说，她是有独立行为责任能力的成年人，选择跳楼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难道失恋了就一定要自杀吗？反过来说：“如果是她提出来分手，我就只能选择自杀吗？从法律角度上说，我家可以对她的跳楼不负任何责任，我们没有必要花钱买责任。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出于同情，我家拿出了6000元，由中间人交给了她，她当时还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表示从此以后，过往之事不再提及。”

　　柳明坚称，他们谈恋爱不是从他们都16岁时开始，而是从2001年才开始的。后来之所以在他们婚期来临前提出退婚，主要是因为章颖性情难以捉摸，爱使小性子，还没过门就和他父母小妹闹别扭。“我不想拿一辈子的幸福开玩笑。”

　　为了证明柳明说谎，章颖拿出1996年柳明写给他的数封情书。章颖说，柳家确实拿来了6000元，她也确实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这笔钱其中有5500元是章家此前送到柳家帮章颖的弟弟“跑事儿”的经费，后来事儿没跑成，柳家也没有还钱，这6000元只能顶这笔账。

　　在采访过程中，章颖显得异常平静，她的父母、兄弟，或号啕大哭，或暗自垂泪，只有她自始至终没有掉过泪，甚至在她母亲听说柳明否认柳家拿过她家5000多元“跑事”费而放声痛哭时，她也只是红了红眼圈。

　　反思<<<<

　　虽然“殉情事件”过去了半年多，但嵩县人对此事的议论还未平息。有人表示慨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人表示不解：现在都啥年代了，真不可思议！

　　谁该为殉情“埋单”？也许，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