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当“他虐”转向“自虐”

　　张 曦

　　近年来，每当冬季来临，夹杂在阵阵寒流中的，还会有一种群体性声嘶力竭的呼喊：还我血汗钱！公众传媒用文绉绉的“讨薪”来称谓这种直白的利益诉求，尽管这种声音在很多时候都是嘶哑的。

　　2004年的冬天同样不能例外，由讨薪引发的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0月份，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多起农民工讨薪所引发的冲突。北京30多名前来讨薪的农民工被80余名手持铁棍的男子围殴；沈阳7名民工因得不到工钱而吞食安眠药集体自杀；11月初，发生在广州市的“25名讨薪工人被毒打，甚至遭灭火器喷射干粉”的事经媒体曝光后，再一次惊动了总理；就在几天前，郑州的17名农民工在饥饿一整天后，集体走向了楼顶……

　　讨薪话题依然强劲地冲击着中国公众的视野，而其背后的主角，则是一直处于中国经济生活甚至社会生活最边缘的农民工，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过渡性身份，曾让中国经济为之欣喜，为之感动，也为之烦恼。现在，更为之动容。

　　今年，讨薪农民工的最后武器似乎依旧是走向“极端”，所不同的是，这种极端选择分明显露出由“他虐”向“自虐”转化的倾向。

　　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农民工工钱被拖欠的严重性，是在2000年冬季。当年，“民工全城围堵工头”的新闻，让人们见识了一个沉默群体的爆发；2001年，“民工绑架工头全家”的新闻成为这一年民工讨薪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到了2002年，民工讨薪主题已经开始向“自虐”转移，“民工为讨薪以跳楼自杀相逼”等引起了广泛关注；2003年讨薪的关键词是村妇熊德明，她的一句大实话让讨薪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不想，2004的冬天依旧让很多农民工难熬。当楼顶、建筑架、安眠药等成为最后的选择，讨薪之局让中国社会已经无法回避。

　　从“围堵”到“绑架”再到“跳楼”，应该承认，农民工的手段流于简单甚至粗暴，但也同样直白有力，细心人不难发现其间由“他虐”到“自虐”的微妙转折。这种转变“最起码意味着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大大提高了”，“他虐”犯法，“要坐牢的”；“自虐”呢？农民工尚且知道游走于法律的界内，他们的对手、他们的环境呢？农民工期待着怎样的回应？

　　应该说，讨薪一开始只是个经济话题，反映出当下经济的某些领域如建筑业的不规范，但现在它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命题的范畴，成为充满纠葛与矛盾的社会问题，就像农民工自身的劳动关系一样复杂和特殊。解决它需要制度的保驾，更需要法律的护航。

　　早在2001年，社会就开始向农民工呼吁：用法制手段解决拖欠问题。然而，这种主谓宾关系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法制本身的不健全不说，由农民工去推动“法制解决”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在2003年，“总理讨薪”入选了年度新闻词典。

　　值得欣慰的是，总理帮忙讨工钱之后，一时在全国掀起了解决拖欠民工工钱的高潮。从政府部门、劳动部门到法律部门，也开始建立保障农民工经济权益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并且业已初见成果。

　　2004年11月10日，《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要求把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重罚恶意拖欠的建筑企业；同时，由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另外，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呼声也日甚。

　　总理的每一次批示都让人激动不已，但应该指出，只有制度化、法制化下的公正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才能让总理真的省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