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24日电 “目前在我国，职场性骚扰大多来自掌握权力的一方，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企业不会主动去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今天下午，在法律出版社和搜狐网站联合举行的“反职场性骚扰访谈”活动中，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高级访问学者、华夏基石教育文华集团公司副总裁吴雯芳说。
根据社科院的调查，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有1／3的外来打工妹遇到过性骚扰，北
京有60%以上的外来妹受到过性骚扰。
为什么外来妹会成为我国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受害群体？吴雯芳分析说，一是因为她们对新环境不熟；二是因为她们的技能有限，经济收入有限，人微言轻；三是社会背景对她们的支持力度差，从家庭、亲戚和朋友那里得不到支持和保障，处于弱势地位。还有就是她们自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问题，还没意识到这是一种权益的侵害，自我保护意识差。
“据我掌握的情况，上海有一家公司和南京一家中英合资的公司有反对性骚扰的规定，其他还都没有。”吴雯芳说，“目前我国企业是回避这个问题的，职场性骚扰大多来自有权力的一方，而企业的规章制度是由权力部门来制定，企业不可能制定有关防止性骚扰的规定”。
有媒体报道，投票调查结果发现，只有20%的人认为在遇到性骚扰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与对方抗争。许多被性骚扰的女性出于名誉的考虑，出于害怕繁琐的法律程序而不愿意站出来。
据吴雯芳介绍，除了完善立法，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美国有专门的机构———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当某位职业女性受到来自有权力一方的性骚扰时，可以向该委员会投诉，委员会直接受理和调查案件，在案件成立而企业拒不执行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另外，发达国家有许多专门保护妇女不受性骚扰的民间团体，这就使得受害妇女不是孤单一人去面对压力，她的身后有一个群体在支持。此外，这些国家还有不少民间调查机构，许多机构都带有公益性质。他们有着专业的调查人员和调查设备，在接受女性调查要求时有的只收取少量的费用，这就帮助受害女性解决了取证问题。此外，政府为性骚扰设立了专门的投诉机构，有关劳动法律和劳工保护团体加强对女员工的保护，防止她们因为控告上司性骚扰而遭到解雇。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鼓励女性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大大降低了她们因此付出的成本。
在现有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吴雯芳建议通过以下措施进行防范：进入新的环境要做好思想准备，提前接受培训和就业指导，要知道哪些行为是性骚扰行为，对一些不正当的语言和行为要有相应的反应，不能就是忍着，这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发现这种行为，最好离开这个工作场所。 记者 王亦君 实习生 迟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