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一级残疾坚持创业 创办寻人网站助各家团圆

　　核心提示：

　　-有的人是站着创业的，因为他们健康；有的人是坐着创业的，因为他们坐着轮椅；而他只能躺着创业，因为他的病让他成了一块躺着的木板

　　-他写字的姿势是与众不同的，他平躺在床上，一只手吃力地将本子举到空中，一只 手捏着笔尖朝上的笔

　　-中国寻人中心网是他的全部事业，张大勇寻人热线是他生命中跳动的音符。设立寻人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寻人信息收集机制，最终建立两个寻人数据库：一个是寻人(活人)数据库，一个是无名尸数据库——这就是他最大的梦想

　　-终生躺在床上的职业寻人者

　　从床沿到卧室门口是4步，从卧室门口到客厅是1步，从客厅到厨房是5步，从厨房到卫生间是1步。

　　其实只需10余步，张大勇就可以把40余个平方的家看个遍儿。但是，他不能。从1996年10月27日他和母亲、弟弟搬到洛阳市华林新村的廉租房至今，张大勇一直在床上躺着，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从2001年开始，张大勇下定决心做一个职业寻人者??帮助成千上万个寻亲家庭寻找团圆。“我的脚步虽然落后了14年，但是我的大脑一直在奋力赶超这个社会”。

　　的确，他时刻与窗外的世界保持着尽可能紧密的接触??看报纸、听收音机、听电视和接听电话。“叮铃铃，叮铃铃……2004年8月19日13时48分，洛阳市华林新村506号楼401室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张大勇麻利地用左手拿起枕边的铅笔和笔记本。

　　“您好，我是张大勇。”

　　“张先生，想麻烦您帮找个人。2001年9月25日下午我家闺女在郑州西郊走失了，当时13岁。两年多来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

　　“你们找过吗，通过啥方式？登过报纸、做过电视寻人启事吗？”

　　“我们家里人都在找但也不敢太声张。农村老家人有人问，我们都说孩子有工作忙不过来。让邻居知道孩子丢了没有面子。但我们请人算过，孩子被拐到西北方向了。”

　　张大勇仔细询问过丢失者的体貌特征、口音等情况后喊道，“小勇，忙完了把这个‘寻人’录进去”。“稍等”，正在在厨房刷锅的弟弟张小勇应答。

　　今年39岁的张大勇曾经有着美好的童年，外婆给了他很好的启蒙教育。他的外婆是著名作家巍巍先生笔下《我的老师》中的蔡芸芸老师。11岁那年，他随父亲从偃师市诸葛镇农村来到洛阳居住。中学时代的张大勇学习刻苦成绩也优秀。1982年，高中一年级的张大勇因病第四次休学，从此他再也没有走进过承载着他大学梦想的洛阳一中校园。在随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瘫痪让他们家雪上加霜。为了生计，他边自学边在洛阳西工区道北开了一个4平方左右的小商店。

　　1991年7月19日，张大勇告别了自行车和图书馆，一躺就是漫长的14年--他患了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脊椎、双膝、双胯等30多节关节完全强直，身如木板。残疾证上写着让他无法接受的字眼：一级残疾。

　　-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寻人的想法最早缘于1996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报道了东北一个家庭寻找孩子的事，尽管那户人家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找孩子。“这个节目对我刺激很大，那位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很难受。从那以后我再看报纸就开始留心寻人启事”。

　　2001年年初，张大勇开始着手在纸上设计中国寻人中心网的设置和具体内容。在洛阳图书馆附近一个网吧老板的帮助下，张大勇的弟弟张小勇熬了5个晚上，按照哥哥的设计做成了网页。

　　当年2月,中国寻人中心网和寻人热线开通。

　　当年10月，获知张大勇义举的洛阳市残联无偿捐赠了一台电脑。

　　与照顾哥哥洗澡、换洗衣服、剪手脚指甲、理发等所有的日常生活一样，张大勇的网站运营和日常管理由下岗的弟弟张小勇负责。目前，张大勇的寻人数据库共有各类寻人信息4000多条，已帮助200多个家庭园了团圆梦。

　　-当年的弃婴：爹娘啊 你们在哪里？

　　张大勇寻人网站的开通，让许多寻人家庭看到了希望。

　　“我是1959年秋冬从上海育婴堂送到河南省新乡的一批婴儿中的一个女婴。随着时间的流失，思亲念头与日俱增。如今我们都为人父母，然而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张先生，拜托您一定把我的资料放在网上”。

　　“逢年过节，看到别人父母、兄弟姊妹团聚的场面，我们内心就充满了辛酸，禁不住伤心落泪。多少次和亲人在梦中相见，多少次在心里呐喊??亲生的爹娘啊，你们在哪里？远方的儿女在想你们啊”。

　　张大勇被无数次地感动过。“为帮助几十年前来豫的弃婴寻根认祖，2002年初，我牵头发起了河南寻亲团。树有根血有源亲情难断，不知不见亲生父母毕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在张大勇的帮助下，数十位当年的弃婴找到了生身父母。他们一次次的喜报让张大勇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创办全国性的：“寻人银行”

　　从现有寻人手段来看，若亲人失散时间不长以当地寻找为主，可通过向110报案、在当地媒体上发布寻人启事，动员整个家族和所有的亲戚朋友拉网式排查等方法，一般效果都会很好。但是，异地寻人特别是跨省寻人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寻亲家庭不可能动员一大群亲戚朋友同事到外地撒网。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寻人家庭有时都不知道该去哪个省寻找、该去哪个省的媒体登广告。一个家族面向全国寻人真是太难太茫然，太需要社会帮助了。4年来，虽然我也为上千个家庭提供线索发布信息，并使200多个个家庭重新团圆，但这样的寻人效果与我当初所期望的相去甚远。我也设想建立过寻人志愿服务网络，把社会上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好心人团结起来，给寻人家庭提供帮助，举手之劳传递一条条寻人的信息或线索。热烈响应的人也不少，但他们的热情不牢靠”。

　　4年来的寻人经验告诉张大勇，最积极、最主动传递信息的往往是分散在各地的寻人家庭的成员，他们因为有丢失亲人的切肤之痛，有寻找亲人过程中的各种艰辛，有期盼团圆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寻找自己亲人的同时往往能自觉不自觉地帮助其它寻人家庭寻找亲人。他们希望好心助人有好报，他们希望别的寻亲家庭也能像自己一样伸出援手，帮自己帮别人寻亲。经历寻亲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寻人线索越多想法越多。而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普通寻人志愿者所不具备的。

　　据此，张大勇提出创办全国性的寻人银行。“这是一个付出爱心收获团圆的地方，唯一的参加条件是：你必须是寻人家庭，你必须首先付出爱心才能提出求助??就像你去银行必须先存款才能取利息一样。如果你帮助别人找到了亲人，那么你在寻人银行可以得到终身服务??直到你的亲人也被找到为止。这里说的帮助可以是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也可以是一次探访或一次查看”。

　　“比如，一个宁夏寻人家庭需要在江西九江查询核实一条寻人线索，他不必从宁夏到江西，因为这样太慢、花费太大，在消息不确切又需要核实时，就可以通过寻人银行找到九江的寻人家庭去落实这条线索，并反馈回宁夏，若信息虚假或不符，他们省去了舟车劳顿又无经济损失；若属实或报警或亲往也不迟；若不是再与其它寻人资料比对，或许有意外收获。”

　　“我想通过寻人银行把全国寻人家庭团结成一个寻人大家庭，每个寻人家庭掌握的信息和线索在通过我的寻人数据库交流展示。如果全国668个城市2500个县每个城市都有8-10个家庭参加，每个县都有3-5个家庭参加，就可以在全国构筑起一张强有力的寻人网络，到那时一个寻人家庭面向全国寻人就容易多了”。

　　-希望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

　　与国内其他民间寻人网站不同，张大勇的寻人网有自己的《无名尸数据库》，包括“110”刑事案件无名尸、交通事故无名尸、溺水死亡无名尸、高空坠落无名尸、“120”收治的无名死亡者和群众发现的自然死亡或无异常死亡者以及新闻媒体刊发的无名尸等的详细资料库。在收集无名尸过程中，张大勇得到了河南洛阳市警方、浙江省公安厅、南京市公安局、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新疆警方的支持。“这也是寻人的重要信息。2001年8月30日，云南省有人给我来信寻找他29岁的儿子。当时他的孩子走时精神轻度恍惚、紧张和恐惧。他们家属也估计到了可能有两种情况：在外病重，不能自理、流落街头；二是不幸遇难，当地公安机关已发布亲属认领。后来，我在海南警方发布的认尸公告中给他们找到了”。

　　张大勇认为，IT时代的寻人需要突破，根本的问题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寻人信息收集机制，建立两个全国性的寻人数据库：一个是寻人数据库，一个是无名尸数据库。

　　“如果把全国的110，全国的120，全国的救助站，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火化场，儿童救助中心，寺院这8类涉及寻人部门的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就能很好解决IT时代的寻人问题，一家奔波数省的传统寻亲方法就可以结束。现在信息的发布不是个问题，关键是信息的收集。如果个人收集信息难度肯定太大，如果国家做就很简单，只需要对现有的资源简单地进行一下整和就行了”。

　　中国寻人中心网网址：www.chinness.com/index1.htm

　　 张大勇寻人热线：0379-3960110

　　信息不畅 寻人心急常受骗

　　张大勇说，前一段，曾有大胆的骗子上门提供信息，说中国寻人网上的某某在他们村，但要给他点精神补偿才愿意提供信息。后来那个骗子留身份证号码时露了马脚，但是，由于骗子抓住寻人者急切的心理，屡屡骗取钱物。

　　2002年8月13日下午，江西赣州的邓子豪9岁的儿子邓一鸣失踪。“2003年9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一个人说他知道一鸣在哪儿，希望我往一个账号上打钱。但我不放心，就提出到嘉兴市见面。到嘉兴后，当地的警方查过我提供的电话后认为，那是个骗子。”邓子豪对张大勇说。“2003年7月，当我知道福建省是国内较大的儿童买方市场后，就在当地影响较大的报纸上做了几次广告。没几天当地一个在校大学生给我写了封信，并随信寄来了他的学生证。他说他们农村老家有买儿童的现象，有一个孩子和邓一鸣很像。他想回家帮我拍照片，问我能不能给他点路费。我想他是学生，就给他寄了1000元。过几天他来信说没有拍到，我第二次又给他寄了2000元。这时我感到不对头，就把信寄给了他们学院的保卫科。学院也很重视，保卫科的杨干事给我说，学生证是真的，但被人盗走了”。 今报记者 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