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深圳二奶村 香港商人包养二奶(3)

今年年初，涂俏回到这个住过60天的村子，当年认得的二奶全已不在。“风流”云散，新来的同性面孔的表情，又都是那样的戒备，于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结局，尽管是最近的“下一个去处”的结局，也都不得而知。

我的眼前，140多栋七、八层楼的私房，依旧在出租。房主“百分百”请人代为收租。这个替人收租的人就成了二房东。“百分百二房东”收租的考虑大抵是，港人包养二奶本属非法， “中间人”可保证房租真金白银一文不少，遇事又可推脱非房主所为。“有事”没事，真正获利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一般而言，二房东都是外乡人。房子要3个月至6个月起租，头一个月付一押二。港人失踪的二奶，熬到无可再熬的地步，往往是将房中的东西全部抵押给房东，自己被扫地出门。

我和涂俏走到她曾经住过的房前，铁门紧锁。门上贴张白纸，上面写着：通知：请××6、××1、××6、××5、××3住户速到水电部交清水电费，多谢合作。水电部2004、11、26。涂俏解释，这就是说，这些房子的香港男人已经有日子没有来付钱了，而二奶自己是不会来付这个水电费的。

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香港受到影响。“包二奶”现象开始出现变化。

转型之一：月租插水式(粤语：跳水)暴跌

   相对于前些年港人包二奶，一包就是五、六年的“盛况”，如今已经风光不在。多数二奶身价大跌，自然村租住的二奶人数大幅减少，租客比往年减少了至少两成以上。今年(2004年)春节返乡之后，很多二奶竟没有回来。

　转型之二：“终身制”改为“分段制”

一位被港人先后包过四次的二奶告诉记者，如今港人包养二奶已经没有“良心”，因为经济不景气，她们不再考虑二奶的“终身制”，只顾眼前快乐，改为“月租制”或“半月制”。港人已打破包养二奶的基本程序，不再租房，不再买电器和家具，只身上门，每月扔下一、二千元。

转型之三：“金屋藏娇”变成“打边炉”

一看上某位女子便租房“金屋藏娇”的港人几乎已绝迹，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选择了三五好友，合租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或者干脆合租一室一厅，这样一来，每月可节省一大笔开支。他们每人每月交房租只需花费400元左右，加上给二奶的生活费用，绝不会超过1500元。

转型之四：陪吃陪睡双料保姆浮出水面部分港人在深圳购置房产，雇佣双料保姆，保姆不仅要为主人煮饭、洗衣，还要提供按摩、陪吃、陪睡之类服务，一个月来四次，费用约600元。

深港两地，由大婆与二奶构成的纠纷或“重婚罪”官司，此起彼伏。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透露，2002年全年审结因包二奶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多达42000件，有47人因涉及包二奶行为构成重婚罪被处罚。

涂俏在海湾村时，两位供职于计划生育部门的干部，悄悄地到村里探望她。涂俏了解到，计生部门人员也曾经“前来”海湾村，但“上门调查询问、指导、教育、帮助”，是不可能的。据推算，港人与二奶生育的后代，即出生时父或母居港满七年的非登记婚姻生子女，已为两位数的“万人”。因无户籍，就学即属“高消费”。

那些“黑户口”私生子，和她们(指已经成为母亲的二奶们)一样，命运令人堪忧，前程令人惶恐。特别不容忽视的是，这批私生子在深港两地不具有合法地位，积以时日，他们的存在一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二天采访，拉着我再访海湾村的那个湖南司机说，这个口岸，每天轰轰隆隆的，香港有大约10万个货柜车司机，在循环往复；要说在深圳包了二奶的，当然也是很少数，“但是从一个村子来看，二奶可就多了。”湖南司机住在海湾村旁边的村子，原本也是个二奶村。如今，二奶还是有，他说：今年深圳、东莞缺30万劳动力，还到我们湖南老家去招人，但招不满。“为什么？就是工资太低，没有吸引力。老家还是有人出来的，女孩子当二奶，总比打工拿的钱多。”

我再问他，为什么进那个二奶村那么困难，警卫看得那么“死”？湖南司机回答：警卫也算个好职业，要忠于职守啦；警卫看得不“死”，有人会“死”，一直有香港大婆雇人到深圳来打探自己男人的行踪的，“要出人命的啦！”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在法律的层面上终结了漫长而丑恶的纳妾陋俗。

几十年之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所幸的是，泛起的沉渣没有拥塞现实的婚姻主流航道，复燃的几片死灰也成不了燎原之势。只是，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一旦无视甚至放纵纳妾现象，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警惕啊，男人们女人们！

：睁大自己的眼睛

　 涂俏非常客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这天是感恩节，从香港到深圳过关的人多，时间长，所以接机来晚了。涂俏“祖籍”江西，父母都是60年代大学生，父亲曾为江西省级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对于或满目烂漫或遍布阴霾的“山高谷深”的众生故事和心态，涂俏从阅读开始，也当然地诞生了自己记录它们的念头。涂俏工作的第一个报纸，是当地的“新生报”，公安系统办给犯人看的“教育型媒体”。

涂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在报纸做编辑。她三叔来到深圳打工，她陪同叔叔找住处，随着时间的长度，必须逐步降低的住宿费用，使得涂俏“看到”了深圳的“十元店”。也就是一套住宅，三房一厅或两房一厅的，分别挂着男宾部和女宾部的牌子，一个房间里住上十几个人。一个门里住了40多个人。几个月、半年，以至几年，直至住店的人找到工作，离去。一天的房费是十元，也供饭，三元一客，一天的“进口费用”是九元。一个来到深圳的谋生者，最低开销就是这个19元。然而，最低的生存开销，也挡不住人生所有情节在十元店的发生和蔓延。

涂俏叔叔住进去了，涂俏也住进去“体验”生活，从而写出“十元店”记事。在十元店，涂俏结识了一位在十元店住了十年的年轻人，了解到诸如此类赤手空拳的年轻人，在深圳用怎样的方式“活了下来”。略有积蓄，这位年轻人买了一辆自行车，由此得到一个高贵的绰号：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已有经济能力住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然而，“熟悉”和“热闹”，使他“不离不弃”。

父辈给予的探究命运底里的传统动力，亲身经历的百姓生存现状的追寻目击，涂俏准确、快速地记录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涂俏拉过保险，当过“婚托”，也扮演过在餐厅内的啤酒女郎，更追踪过神秘“医托”。作家梁晓生为涂俏的《生存体会》作序：“在国外‘隐性采访’是一件冒险的事，记者们隐了记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贩毒集团、黑社会帮派中去，逼近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做非常详实的报道。此类报道对‘内幕’的显示是以大量细节来印证的，并且那些细节是绝对不可能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在涂俏的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中，她的有些经历无疑是有风险性的。她的这本书有广度。有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灰色层面人群状态的广度。它是敏感的。也是需要胆识的。”

回到上海，写成稿件，我用电子邮件发过去。随后按照深圳的号码打电话“跟过去”。涂俏回答，我恰恰在关卡的门口，就要“过去了”，否则你就要打香港的号码了。

涂俏现在是在香港和深圳的过道上。随后，她马上又要进入香港“打工”。采访途中，她跟我讲话，经常会“在香港这事情是这样看的呀”，“在深圳这个事情是这样看的呀”。两地的“价格高低”，景观差异，酿造着涂俏的思绪冲撞和文字“迷惘”。

有人形容，报告文学“过于突兀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描写，让人感到沉重。只是，真实从来沉重。明确这份沉重的来历，我们方有卸下这份重负的可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睁大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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