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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千里迢迢来温州为乡亲维权的熊德明，近日因维权进展不大，最终选择了离开温州。熊德明的离去，更加凸显在民工维权方面建立法律保障制度的迫切性。熊德明无疑是善良的。这位42岁的农村妇女，在偶然的机缘下成为新闻人物后，并没有失去她天性的善良和淳朴。在乡亲的恳求下，她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到温州为同乡民工维权的重任。然而，温州之行维权的艰难，让熊德明认识到：她不是英雄，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她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无望地与索赔对象搏斗。于是，在维权受挫后，熊德明也只能无助地痛哭。民工维权
艰难，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劳动法》虽然明确规定，为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企业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然而，对于企业主的违规行为，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处罚标准。由此导致一些民营企业主为追求利润，对安全生产很少考虑；出了劳动安全事件后，又急于推脱责任。一些地方政府片面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公正和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在企业发生重大工伤事件后，偏袒企业主，对其惩罚不力，这等于放纵了违法行为。此外，民工维权也缺乏有效的谈判监督机制。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中，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组织，许多也只是装装样子，难以取得与企业老板对等的谈判资格。这样，孤立无援的民工们，自身权益一旦受到侵犯，除了忍气吞声，就只能找熊德明这样的名人、能人来帮自己维权了。熊德明无偿为民工维权，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民工维权，不能靠一个人，甚或一批有社会正义感的人所能够完成。除了依靠社会力量，关键要靠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只有在一个完善的用工监督和法律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严格执法的社会环境形成之后，民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不必再去劳烦熊德明来帮忙。（据新华社杭州12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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