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一个叫宏雅的女孩

　　【南京日报报道】在电视上，慈善组织举办一个晚会。我看到魏宏雅，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年轻女孩。她在向黑压压的人群鞠躬，她的脸上带着笑容，慌乱而且胆怯。我心里一阵刺痛。想去看她。

　　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从中华门乘车到江宁，再坐马自达到铜山镇。魏宏雅的家是一间简朴干净的平房。几乎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 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

　　“等过了元宵节，送小雅去医院了，再打听有没人要这房子。”

　　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回到南京，连续一个星期，我心里沉甸甸的，放不下她。

　　1999年2月21日，大年初六。我又来了，看她，送书给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她告诉我，镇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厅，春节，爸妈终于同意让表哥带着她见识了一下；她还说，知道她爱读书，有好多朋友借书给她，《巴黎圣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地描写着巴黎的建筑，烦死了。她说她喜欢《简爱》，可是只读了一半，妈妈不让读，说不是好书，就还了。她现在仍然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母亲还是不让她出去乱跑，以前是想让她在家看书学习，现在是怕外面细菌太多。她笑着：“其实我也不爱出来玩，在家看书就最开心了。”她写了许多小短文，挑了些给我看，还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来。

　　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坐在镇门口的大草坪上，我们聊天。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宏雅说，“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分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我在想，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所有的家人失望。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高中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宏雅拼命挣扎着，活下去，是她的责任。可是家里已经山穷水尽。

　　回到报社，我写了《白血病女孩眼中的世界》发在《周末》。

　　有人给宏雅捐钱。断断续续，并不多。有一天，一位叫李骏的先生找我，让我陪他去看宏雅。他用报纸包着11万元，给她治病。他不肯让我告诉宏雅他的名字。宏雅一直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的生意亏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现在的他，正从头做起。我不能帮他什么，我只能为他祝福。我感激他，永远会记得他，因为他，宏雅终于可以住进医院。

　　我去医院看宏雅。宏雅带着我送她的书，宏雅一定要把我送进电梯。她快乐地笑着。我们一起看到了希望。

　　宏雅给我写信。信纸是印着蓝花的长格纸。她把信纸叠成“千纸鹤”，她在信上讲她正在化疗，头发掉了。她不能出来，也不想见到别人。她说等过一阵子，治好了，出院了，想来报社，她对报社好奇。

　　两个多月后，同事说外面有人找我。是宏雅，她朝我笑着。带她到报社的每一个部门去参观。她甜甜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快乐像要从脸上飞起来。她坐在我的坐位上，怯怯地动着“鼠标”，她说等病好了，也上网，也申请一个自己的电子信箱。“到时候，你告诉我你的QQ，我们网上聊天。”宏雅笑着说。

　　宏雅给我写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用快乐的声音跟我谈她最近看到的小说。

　　一年多时间，我们断断续续地交往。这一年多，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医院。后来，钱不多了。她只能换一家医院。

　　宏雅的父亲找我，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我不敢再给宏雅打电话，甚至不敢在心里碰到她。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一个人力量的渺小。我知道她在挣扎着，可是没有手伸给她。她滑下去。

　　2000年11月9日，宏雅忽然给我打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她回家了，回到家舒服多了。她叽叽咕咕地说着、笑着，感觉不到生病的样子。

　　她已经回家了。她不再治疗了。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握着话筒，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

　　2000年11月19日零时55分，宏雅走了，走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我出差在北京。19日下午，我听到这一噩耗。

　　宏雅曾对我说：“死就像一把刀，一点一点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在，死神终于残忍地割断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她走了。

　　我不敢给宏雅的父亲打电话，我怕听到他的声音。宏雅的邻居告诉我，按照当地风俗，宏雅还是个孩子，当天就火化了。21日上午，宏雅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哭泣几乎噎住了他的声音。

　　他说，宏雅走了。18日夜里，宏雅喊妈妈，要妈妈抱抱。妈妈抱着她，她昏迷过去。直到临去世之前，她才清醒了一会儿。宏雅对父亲说，她想见申叔叔。

　　父亲找不到我，我在北京采访。父亲只好对宏雅说：“孩子，你再坚持等等，天亮了，他就来了。”宏雅说：“我可能等不到了。”

　　外面下着雨，宏雅睡着了，她再没有醒来。

　　她18岁。

　　(编辑　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