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讨薪：路径错误折射民工悲哀

　　刘方

　　这几天，重庆云阳农妇熊德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几十名重庆农民在温州打工患上职业病“矽肺”，而厂里却始终不给予赔偿。万般无奈之下，这些民工请来已成名的老乡熊德明帮助维权。

　　然而尽管头顶“中国讨薪第一人”的光环，尽管身旁有全国各地几十家媒体的前呼后拥，熊德明的温州之行却并不顺利，她只替两个民工讨回了欠薪，占委托人中的13.33%。那个欠薪的企业，据说要关门了，而曾经对熊德明翘首以待的民工们，工钱依旧没有着落，临近年关，去留两难。

　　熊德明哭了，随后失踪了，再后来离温赴京，说是到央视做完一个节目就回家了。

　　当地政府部门松了一大口气。劳动局的副局长赶到机场送行，他送走了熊德明，却送不走一大堆的麻烦。熊德明的来来去去，既说明他们先前的工作没做好，也预示着他们今后的工作更难做。老板拖着，工人催着，领导压着，媒体盯着，政策与法规又一五一十地规定着，掣着肘，绊着腿，这今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对付过去。

　　律师和有关专家在媒体上活跃起来，他们高瞻远瞩地指出民工们维权的路径性错误，以及讨薪失败的必然性——不找政府找民妇，不靠法律靠媒体，要不到钱，简直就是活该。

　　瘪着口袋、饿着肚子的民工们，与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远，他们仅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不断地奔波劳碌、辗转挣扎，到头来，一年的艰辛不过成就了媒体的几场“秀”。

　　他们不是没找过劳动保障部门，不是没找过工会、不是没找过法院，然而他们没有能力像企业一样，拉动地方GDP的增长、为地方财政贡献税收，他们也没办法提供工会经费，为了得到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他们甚至不敢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这就注定他们上了法庭都没有证据。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跳过楼、闹过事，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工资，现在，他们又找到了熊德明。

　　对于身居庙堂之高的人们来说，与其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指责民工维权手段的欠缺和熊德明讨薪行为的鲁莽，不如检讨一下我们这个契约社会的体制：为什么民工们千里迢迢搬出熊德明，而不向身边的各类法定组织求援？

　　在去年这个时候，共和国总理曾亲自开口为一个普通民工讨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法治社会、契约社会的悲哀。一年之后，倘若总理知道，民工的薪水还要出动熊大姐来“讨”，想必他的心情也不会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