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都是土办法——对话“讨薪专家”孙武胜

　　学习法律，讨回公道和工钱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想听你自己说说是怎么走上自学法律替人打官司这条路的。

　　孙武胜(以下简称孙)：从1995年8月到1996年2月初，我带着一群民工在西安干了半年多，一算账，能有两万四五千块钱的工钱。可是工钱被克扣了，民工追着我要钱，我也没有 钱。1999年大年三十，几个急了眼的农民工把我才12岁的娃带到西安，用这种方式逼着我给钱。我追到西安，把娃救了出来。我不怨民工，他们也是没办法，后来我贷款把欠民工的钱结清了。可贷款到期了我又还不上，信贷员天天找上门……

　　记：是你儿子被“绑架”，才促使你下定决心学法律讨工钱的？

　　孙：有这个原因，但主要还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启发了我。节目说的是四川一个60来岁的老人，自学法律，锲而不舍地打了10年官司，为自己讨回了公道。我是流着眼泪看完这个节目的。我也学法律，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

　　记：初中文化程度学法律难吗？孙：当时我没钱买书，就天天到书店看书，店主都认得我了。后来我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本《民法通则》，那个书是浅显的法律，不是多么难学的，不到一个星期，就知道诉状怎么写了。后来我运用自己从书上学到的法律知识，竟然讨要回了几笔被拖欠好几年的工钱。

　　记：第一场官司肯定印象深刻吧？

　　孙：上法庭之前有点怕，为了给自己壮胆，走的时候喝了两瓶啤酒。开庭的时候还闹了不少笑话，在法庭上我和对方吵起来，被法官赶了出去，这才知道法庭上只能辩论，不能吵架。后来，我用自己的话辩论得很精彩，法官把桌子一拍，判对方连本带息还我工钱。以前的工友听说我通过打官司讨回工钱之后，就来找我帮忙打官司讨工钱，打赢了几个官司之后，我就想，帮民工打官司讨工钱这碗饭能吃，因为拖欠民工工资的特别多。

　　打官司成功率97%，其实都是土办法

　　记：媒体称你是“讨薪专家”，代理诉讼150多场，只有4场败诉，成功率97%，你的讨薪高招是什么？

　　孙：其实也没什么高招，主要是我当过包工头，有这方面的经验，其实都是土办法，还是举个例子吧。四川阆中县有个小伙子，给人家干完活之后，既没订合同又没有结算单。因为打官司要凭证据，证据没有，怎么办？我让这个四川小伙找到一大群当时一起干活的其他工种的民工，让他们帮忙作证人，证明当时的粉刷工程就是四川小伙承包的。先立了案，然后当庭质问被告是不是把活承包给了这个四川小伙。

　　记：没证据，被告不承认怎么办？

　　孙：被告不敢不承认。他要不承认，我就问他到底是哪的民工干的，哪个工人干的什么活，好比说谁是筛沙子的，谁是拉架子车的，谁是和灰的，有没有这样的工资表叫我看一看。

　　记：被告找人作伪证怎么办？

　　孙：我还有一系列的细节可以质问作伪证的人。

　　以前吃完饭是“开工”，现在吃完饭是“开庭”

　　记：你是怎么想到成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的？

　　孙：去年，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集中对我的事情进行报道之后，我的生活就已经完全和维权拴在一起了。民工兄弟们都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代言人，无论是诉苦、咨询还是打官司，都来找我。我每天都晚睡早起，不停地接电话，反复回答求助者的咨询，马不停蹄地奔忙在各个法庭或城市之间，调查、取证、写诉状、出庭。最后累得实在撑不住了，但又不忍心推辞民工朋友们的求助。今年5月1日，我就找了几位政法学院的大学生，租了专门的办公室，成立起了维权工作室，希望这样能帮助更多的人。

　　(说到维权工作室，孙武胜显出一些愁容。)

　　工作室要向上级交管理费，要交房租等等，工作室成员也得维持基本的生活。但由于我们面对的大都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所以帮助维权的收费非常低。到现在我们还欠两个月的房租和三个月的管理费。(孙武胜苦笑。)

　　记：当包工头的时候，你欠别人的钱，现在仍欠别人的钱，现在和以前当包工头有什么区别？

　　孙：以前吃完饭是“开工”，现在吃完饭是“开庭”。说实话，现在比当包工头的时候还累些，但那时精神差。现在帮着民工要回工资之后，他们由衷的谢意是对自己一种精神上的鼓励，精神状态好得很。

　　和商业沾边，会影响农民工兄弟对我的信任

　　记：一年多来你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包括去北京、南京、河南上电视、上报纸，有人说你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沽名钓誉，为了以后赚更多的钱。对此你怎么看？

　　孙：接受媒体采访，为的就是让更多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找到追讨欠薪的方法，这也是我这次来你们河北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到现在我还是个民工，沽名钓誉这样的词高估我了。

　　记：随着名气的增加，你会不会选择向钱看？

　　孙：其实，除了一些律师事务所有和我合作分成的意思之外，我还有过其他改善经济条件的机会。有家汽车公司想请我做广告，还有几家公司想请我做形象代言人，但我都婉言拒绝了。也许是观念的缘故，我总觉得和商业沾边，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形象，会影响农民工兄弟对我的信任。

　　彻底解决讨薪难，还要靠政府

　　记：在民工讨薪难这个社会问题中，你是个典型人物。你觉得你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大问题，或者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孙：教育界的一个老师说我做了这么两件好事：第一，对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一定作用，这就可以引导一部分人不会用过激行为来要工钱；第二，帮助政府做了一定工作。

　　记：你觉得民工讨薪的维权之路是否就应该这么走？

　　孙：解决民工讨薪难等问题不是靠我的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要根本解决问题，还要靠政府。我只是扬汤止沸，延缓一下。要在日常生活中，帮民工们培养起简单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把问题化解在诉讼之前，否则一百个孙武胜也解决不了问题。

　　记：你想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孙：我有一些合理化建议，比如在政府指导下成立进城务工组织等专门机构，进行行业管理，对务工者登记、跟踪，把问题化解在诉讼之前。比如建议政府制订地方性法规，对不具备用人资格的承包队从根源上杜绝……

　　采访结束，中午记者请孙武胜吃饭，他说自己不吃肉，只点了一个炒豆芽、一个烧豆腐及两碗米饭，全都吃得精光。他说这些习惯都是打工时养成的，改不了了。

　　本报记者：赵永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