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山籍原劳工代表今日启程赴日本递交诉状

　　本报记者红珊文／图

　　今天，原劳工幺作相老人及另一位劳工的遗属李素珍，将从唐山前往日本，代表二战时期的6名原中国劳工，正式向日本山形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公司赔偿1．5亿元，并公开登报道歉。

　　此次诉讼的6名原告，分别是檀荫春、郝瑞盛、郭海、徐沐恩、幺作相、孔繁林。其中，除檀荫春为邢台人外，其余5人均系唐山人。

　　1944年至1945年期间，包括幺作相在内的338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山形县酒田港从事强制性劳动，受尽了凌辱与苦难。60年来，对那段血泪史的痛苦记忆无时无刻不压在所有劳工及其后人的心头，沉淀成一笔世代相传的血债。

　　誓为父辈讨还公道

　　1995年，开滦热电厂职工李素珍，在外地疗养时巧遇了一个日本旅游团。在与带团的一位中方教授闲谈时，李素珍讲述了父亲曾被强掳到日本当劳工的经历，以及自己对日本侵华罪行的仇恨。

　　在这位教授的启发下，李素珍萌生出要为父亲讨还公道的想法，且很快和张山等志同道合的劳工亲属们结为同盟，迅速在当地展开了劳工调查，为跨国诉讼收集材料，等待时机。

　　这期间，他们结识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幸喜先生，并根据日方提供的资料不断扩大调查范围，使唐山的劳工历史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终于被掀开，唐山的劳工幸存者及劳工遗属们对日讨还公道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95年至今的10年间，李素珍和张山等劳工调查者，自费跑遍了唐山市的各个县区，对查到的每一名劳工幸存者及劳工遗属进行了走访，并整理出一套详尽的劳工档案。据他们统计，在唐山2000多名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目前仍健在的只有80人左右。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能力抢救历史。”尽管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但李素珍说：“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时刻督促着我，要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早日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公道与尊严。”

　　日本友人筹资助诉讼

　　今年8月，张山接到日本友人高桥幸喜的来信，高桥表示将在日本筹资聘请3位律师，帮助当年被抓到日本酒田港的劳工向日本政府及酒田港企业提起诉讼。

　　据悉，高桥所在的日中友协为了维护正义，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督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担责任，多年来一直做着积极的努力，并多次前来中国进行劳工调查，为促成这次起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今年9月，高桥及律师团成员再次来到唐山，与劳工代表举行座谈，并确定出此次诉讼的原告人，诉讼的准备事宜就此正式提上日程。

　　此次提起诉讼的6名原告，全部是原酒田港劳工。据调查，酒田港湾运送公司曾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5月分两批从中国输入劳工338人。目前已知第一批的200人中，有111名唐山人，其中13人死在了日本，1人失踪，后来回国的有87人，目前仍健在的仅有14人。

　　最终目标是整体解决

　　“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的努力，我们终于促成了这次对日起诉，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要通过诉讼，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整体解决中国劳工问题。”

　　唐山的劳工调查者张山表示，此次作为原告的6位劳工幸存者，都是原酒田港劳工。而全中国有4万多名劳工，即便是与唐山2000多劳工的数字相比较，这次诉讼也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据了解，幺作相老人和劳工遗属李素珍将于本月17日抵达日本，向山形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将是我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的第14起民间诉讼案。据悉，幺作相和李素珍在日期间，还将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举行记者招待会。屈辱岁月不堪回首

　　当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们，如今都已是八十来岁的高龄，许多人的思维和语言已因衰老出现障碍，但每当提起“日本国”的那段经历，却都能记得十分清晰。老人们说：“那段苦受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冯彬（81岁）：“谁再逃跑就炼成骨灰”

　　“我是1944年秋天在滦县张各庄被日本宪兵队抓住的，先后在张各庄和雷庄关了一个多月，又被转到塘沽关了几天，才和好几百人一块儿坐船到的日本。”

　　冯彬老人回忆被抓时的情景说，在塘沽时，几百号人挤住在一个大板房里，啥也不让干，连说话都不行，白天人挨人坐着，晚上再原地躺下，稍有不从就会挨打。等到一上船，日本人就让他们扒光身上的衣服，然后穿上他们发的一套棉衣。就是这套棉衣，整整跟到他们第二年回国，热天时，许多人都是将棉衣里的棉花掏空度过的。“最受不了的就是挨饿，一天只给两个小黑饽饽和两碗稀粥，有时给点咸盐，根本吃不饱，一天还要干十几个钟头的重体力活，到后来有的人都饿傻了，神经都出现了问题。”冯彬说，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有3个人因不堪虐待集体逃跑，后被日本人发现，等回到他们眼前时已经变成了几筐碎肉，日本人说是被火车轧死的，再后来就炼成了骨灰。日本人借此“警告”他们说：“谁要是再逃跑就和他们一样炼成骨灰。”

　　李万山（79岁）：“人人都得过‘阎王殿’”

　　当年李万山被抓往日本时才18岁，是劳工中年龄最小的。他回忆说，他和其他几个人被抓到塘沽后，那里的华工收容所有三趟大板房，抓来的人们都要从1号房开始住，经过一段时间的“规矩”后逐级升到2、3号房。

　　1号房的“规矩”是最严酷的，每天都有被折磨致死的人，所以大家都管1号房叫“阎王殿”。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日本人用开水浇向一名华工的脑袋，逼他交代自己是不是“八路”。后来，他们把这名仍有气息的华工用席子一卷就扔了。

　　“上船后，我们就在船底舱的煤堆上挨了21天，每天喝半碗谷子粥，后来就干脆没饭了，就给半把豆子嚼，有的人因实在支撑不了，在船上就自杀了。因为在黑暗的地方蜷缩太久，等我们到日本下船时，都睁不开眼，也不会走路了。”李万山痛苦地回忆说。

　　幺作相（82岁）：“我被关进了死人房”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非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当年所受的苦不能就这么算了。”得知自己要去日本递交诉状，幺作相老人这些日子百感交集。

　　老人当年有着一副好身板，曾是铁南游击队副大队长，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人抓住。他被灌过凉水，也受过电椅等酷刑，后被运往日本做了劳工。

　　如今，老人不仅一身伤疤，而且脚踝严重变形，落下了终身残疾。老人说，他们在酒田港干的都是从货轮上卸货的活儿，这条腿是在一次卸煤时，被吊钩吊在半空的煤块砸伤的，当时伤口并不太严重，可是日本人不仅不给治，还让照常干活，结果伤口溃烂，创面越来越大，最后半条腿全完了，现在走路只能用脚尖着地。

　　老人说，他发现日本兵有时把枪支挂在铁丝网上，就想寻找时机偷枪逃跑，但还没行动，就有3人走在了自己前头，结果有两人当场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

　　“我被传染上了血寒病，浑身无力，常流鼻血，日本人以为我没救了，也怕我再传染到别人，就把我关进了死人房，等着一块儿炼骨灰。好在我的身体底子好，3天后竟然缓过来了，才拼命叫门被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