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大学与城市

　　录音记录/刘燕文/本报记者张秀巍

　　试商的赢与挫

　　记者：您以检察官的身份闯入商界，博弈的四年间您所收获并为现在走上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做了哪些积累呢？

　　宋广军：从1994年到1998年是我真正接触市场经济的一段时间。那时我离开哈尔滨铁路局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到为解决铁路家属和待业青年安置工作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作兼职经理，承包经营这个公司。劳服公司只有六七十人，主要搞粮食贸易、农副产品，也运作车皮。那是资源紧缺的年代，我在劳服公司搞车皮业务所以能够接触到很多很多行业，比如煤矿、林业、粮食、装备制造等等，包括哈尔滨轴承厂、“三大动力”等方方面面我都曾有过接触，这些对我了解各行各业并对今后投资的行业选择有很大帮助。我那时的生意做得很顺畅，因为当时采用的是承包经营制，所以我当时也赚了不少钱，大约2000多万元，其实这也为我后来投资做实体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劳服公司期间，我还学会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运作方式。

　　即使是在劳服公司当经理，我也不舍得放弃检察官工作，还是感觉检察官这个工作很神圣，所以一直是官商各半的状态。直到1998年国家不允许公检法经商的时候，我才又回到检察院反贪局，在那里工作了半年时间。后来，因为仕途遭遇挫折，打乱了我原来的职业路线设计，我一怒离开，在办理停薪留职后开始自己闯，决定在商海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时我才38岁，年龄也不大，我不想中年的时候无所事事，不想坐吃山空啊。另外，也因为我心里很不舒服———在检察院那个位置的时候朋友很多，很多事都能办，但我不在那位置上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难办了，所以我也赌口气，一定要干出个样子。

　　在当年做经理时结交的一个广州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西安印刷集团的董事长。我对印刷一直很感兴趣，当时黑龙江印刷行业很落后，而西安印刷行业在全国是最先进的，所以我看准了这一行。我几次到西安考察，也曾舌战西安印刷集团董事会，希望与他们合作，我出场地、我出流动资金、我来揽活，西安方面出技术和设备。好不容易说通了董事会的成员，合作的事儿也基本定下来了，但在董事会改选后合作还是泡汤了。这件事儿整整耽误了我一年，也使我很受挫，为了与西安的合作我曾四处考察，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哈尔滨恒基工贸中心，在昆仑商城买了一个四层楼，并开始为三九龙滨、制药总厂益萨林绘制印刷版。联手大学

　　记者：我们看到的一些兜里装着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有钱人”，在投资路径选择上往往直奔第三产业———买楼、办宾馆酒店，当起“寓公”。您为什么一头扎进第二产业，而且是投身需要很多钱、很大风险、更多精力和耐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呢？

　　宋广军：我与西安合作失败以后，正赶上1999年、2000年国家政策调整（用进口的农副产品和粮食来调整国内这类产品价格），贸易变得很难做，这期间我去成都、重庆与几个大集团谈的生意，特别是农副产品贸易几乎不赚钱。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做什么才能在商界站住脚，才能有长足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不想搞小作坊，也不想开酒店，虽然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靠做这些生意稳稳当当地赚了钱，也没有什么大的风险，但是我还是想做实体，从发展的角度看，做实体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能与我想做事、想做大事的性格契合。作为企业家想干事业，想企业有发展，就得去找好项目。经一个朋友介绍，我了解到哈尔滨一所高校的一位化学专家正在研制一个世界先进的新产品，一种无污染、高效的环保消防灭火剂。这之后我就和这个学校和专家开始接触，提出我出研发资金，研发出来后专利归我所有，我相应给他们一些回报。科研缺少资金支持，而我不但能提供研发资金还打算将这项科研成果产业化，所以校方和专家都很高兴。经过一年多，在2001年4月，我们为这项成果申请了专利，专利申请下来算是小试完成了，之后又在本市一家化工厂里做了中试，结果证明这项科技成果能产业化。2001年，我们开始为项目申报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经过11次专家审核，当年年底这个项目就被评为全省高技术产业化重点示范项目，成为100多个项目中入围的10个项目之一。评上高技术产业化重点示范项目以后，我就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意味着这项成果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对哈尔滨一所大学开发的玉米淀粉生产新型聚羧酸盐技术，我们也是走企校联手的路线，由我投资40万元，研制完成后再由这所大学将成果转让给我。这个项目在2003年6月基本完成了小试，并申报了专利，2004年10月份做完了中试。

　　记者：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尽管现在事实证明您对这个科研成果的投资是比较成功的，但在当时它还在实验室时您的大笔投资可能带回的是一堆美丽的泡沫，您怎样识别这个成果的资本价值和市场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您的经验对哈尔滨的企业家们会有借鉴的。

　　宋广军：是的，我也有这种担心，也很矛盾，但资金是逐渐投入的，不是一次性投入，所以风险要小些，从开始出科研经费，到给成果转让费这有一个过程。从开始拿出1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到后来买到成果专利，我共投入200多万元。其实，搞项目应该有个推理过程，首先要衡量这个项目在科技界的分量和产业取向，我在考察这个项目时就是看中它是用多种植物蛋白配备而成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要求，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边缘材料。比如我们选择的用玉米淀粉来生产新型聚羧酸盐项目，既能做无磷洗涤助剂，又能做种子胞衣、油田开采助剂、管道输送剂等等，其中无磷洗涤助剂是国家计委和科技部《优先发展的高科技项目指南》中的项目，属未来发展重点，产业取向是合理的。

　　第二要看科研成果的市场分量。我选的这项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消防，它的性能和机理高于同类产品，在成本和灭火效果上具有竞争力，产品的生命力长，全国的需求大概有100万吨左右。在我选这个项目时，哈尔滨一所大学还有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数码机技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它呢？因为它的市场竞争力不强，这个产品在国外和国内有许多更高级的。我一直坚持选项目避免昙花一现类的技术，避开升级迅速、淘汰迅速的技术和成果。

　　仅凭科技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这两点，我就选定了这个科研成果。其实，这也是企业家们筛选能够产业化的科技成果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第三，还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勇气去做科技成果产业化。日本有个电影叫做《华丽家族》，影片当中有一段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对白，意思是企业家把投资的风险看作30%，银行家把投资的风险看作70%，所以要干事业就要有一定的胆量，投资科研成果产业化更需要胆量。整合之惑

　　记者：据我们了解目前哈尔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大约是38%，还有10%在其他地区得到产业化，其余的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而另一方面，很多游资却在苦苦寻觅，找不到好的项目。为什么企校联手，将资本、市场与科研成果“捆绑”起来那么难呢？在您看来，产业化过程中的困惑是什么呢？

　　宋广军：确实，科研人员研究出的成果被束之高阁，那么这个成果的价值等于零，只有将研究出的成果推向市场，能够产业化，才能体现科技的价值，体现研究人员自身的价值和成果带来的社会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风险大，投资者往往不愿也不敢碰科研成果，而大专院校自身体系的评判标准也不含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比率，研究机构的市场意识淡漠。一方是不敢，缺乏胆识；一方是不愿，产业化两端———资本与科研机构自然不易“捆绑”起来。

　　另外，科研成果转化还有许多现实问题和操作难题。我认为以前社会和大学的联系是松散的，现在我们是在尝试将企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你真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把一项技术变成生产力，中间是有很多矛盾的，最大的矛盾是理论与实际的矛盾，理和工之间衔接非常困难。大学搞出来的东西在工艺上是存在很多不足的，这其中在工艺改进上，就要求企业做很多工作，这也是很多企业最头疼的地方。今年“五一”长假时，我就曾南下无锡，到那里寻求解决我们玉米深加工生产无磷洗涤助剂项目的工艺难题，因为按照实验室方案，需要将玉米粉碎，但在工艺上这种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能耗等等。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确实很多。还有中试问题，企业非常需要一个合适的中试平台，而这个平台也不易找到。

　　记者：无论是您的环保灭火剂产品还是玉米深加工生产无磷洗涤助剂项目，其产业取向的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同当年可降解餐盒的境遇，尽管其产业取向符合环保需要且有国家的强力推行，它的全面市场化道路还是走了四五年之久。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承受这两个产品可能十分漫长的市场化吗？比如无磷洗涤助剂怎么打开市场呢？

　　宋广军：我感觉到好的项目是有市场的，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借助国家高新技术项目的政策，向科技要效益，走高科技发展的道路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这两个项目与可降解餐盒的境遇不会相同，因为这两个产品的成本都低于目前普遍使用的产品。从市场的角度看，我能够给生产企业降低成本，又符合国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比如无磷洗涤助剂，洗衣粉生产商用了我们的产品后，生产工艺上没有大的变化，没有新增大的投资，企业为什么不用啊？我们和几家洗衣粉生产厂已经探讨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应该很好，因为他们用不着去改生产线，把无磷洗涤助剂拿回去一搅拌就可以了。

　　记者：对于洗衣粉生产商来说，采用原有的十分成熟的工艺和中间体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稳定程度、洗涤效果都无可怀疑，但是用了你的这种新产品就相当于这些生产厂商与你一同承担新技术的风险，打破市场原有的利益格局，生产厂商会接受这些吗？

　　宋广军：应该没问题的。我们是通过国家权威部门来验证自己、给生产厂商信心的。一个是中国洗涤剂用品检测中心，通过这个部门的检验认为我们这个产品的去污值高于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另一个是通过国家固体检测所，检测证明我的产品的降解度在80%以上。最主要的是评价内容是产品性能。比如洗衣粉，目前使用的助剂有磷酸盐、五聚磷酸钠或三聚磷酸钠，它们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使水质受到致命打击，二是水产养殖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所以对环境危害极大，发展替代产品是必然的。还有目前使用的灭火剂也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救火不如救命，环保灭火剂能够瞬间降低温度，对人体无害而且保护环境，如果森林着火，第二年它会很快复原。所以从产品性能角度看，也不存在大的市场问题，而且我们会边进行项目建设边开发市场。近看产业化环境

　　记者：您几年来试水科技成果产业化，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在您看来产业化的生存环境还存在哪些问题？

　　宋广军：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很愿意得到国家的支持，资金支持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有国家参与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会比较高，利于企业融资发展，而且国家注入风险资本金，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但在企业拿到国家支持的钱以后，还有一些操作层面问题需要破解，比如环保灭火产品这个项目，按照这个产品的市场空间，完全可以投资1－2亿元，建个规模更大的企业。但当时报到有关部门后却被限定了项目的投资额，规定投资额不能超过5000万元，最终被确定为总投资4499万元，其中固定投入3200万元，省市各按固定投入10%入股，并委派一名出资方代表参与进来。这就有不太合理之处，因为按注册资金入股，省有关部门所属的公司就会占企业注册资金的27%，比起我们的风险投入，他们的权益太大了。

　　宋广军：对产业化项目的服务环境也有待改善。当宾县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时，我就第一个进去投资了，着手将环保灭火产品产业化。2002年10月18日企业奠基开始，我们就自己动手引电、铺设管网，但受制于开发区的自然环境，直到上个月我们才建完，通向厂区的路才修建完成，比开发区要求的开工时间迟了很多。其实，投资产业化项目需要更大的风险，也需要更大的耐心，不仅需要投资者有耐心，也需要服务部门的耐心和扶持。因为我是喝呼兰河水长大的，所以在项目选址上，我本意是进入利民开发区。但因宾西开发区开出了更多优惠，所以最终项目落户在宾县开发区。但直到现在关于电价、地价等方面的多项承诺也未能落到实处。

　　搞高科技项目，争取立上国家重点项目是有甜头儿的，有一些老板利用这个渠道来套钱———通过包装项目赚钱，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强化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甄别体系，保护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生态环境。另外，政府建立一套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及时评价机制也很重要。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掌握的科技成果给予一个科学、公证的认定，来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投入市场。搭建中试平台

　　记者：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流程一般是实验室、中试、工厂化。据我所知，哈尔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瓶颈是缺少中试平台和试验场。你怎么处理实验室与工厂化的关系呢？

　　宋广军：一个企业要不断储备有发展前景的科技成果，才能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我们不但要把前面两个项目运作好、经营好，而且要做好企业产品的延续发展。现代市场的发展很快、科技发展也很快，我们不能仅靠这两个产品就保证企业长盛不衰，那是不科学的，要想企业有后劲儿，必须要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甚至搞技术垄断。比如玉米深加工生产无磷洗涤助剂项目，由于淀粉的可变性很大，所以不但可以生产洗涤助剂，而且可以生产玉米胚芽、蛋白、蛋白饲料，还可以给哈啤生产糖浆，而这些具体的工艺调整都需要企业的科研人员来完成，或者说需要我们即将搭建的中试平台来完成。我的研究所不搞实验室研究，而是致力于推进中试。

　　另外，我所希望建立的企业科研所、研究中心，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人员与大学合作，以大专院校为主，以我为辅，联合搞开发，联手搞接续产品开发，建成企校联合体。一些项目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向外推广。由原来我去找项目，到共同研究、共同开发，这种联合体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瓶颈是缺少中试平台和试验场，我计划把我们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建成大专院校的科研实验基地。目前，我们已经与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行了这方面的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