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女阶级划分很明显

　　跟性工作者打交道最多的除了嫖客，大约就要算警察了。

　　李沫，南岸区公安分局民警，警龄3年零4个月，当过3年110巡警。用他的话说，警察这一辈子注定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什么偷儿贼、光头帮、武疯子、卖淫女之类的。没当警察前，李沫对妓女的理解只有一个词——“肮脏”，但3年多的警务工作让他有机会 接触到这个群体，了解她们不为人所知的辛酸。

　　李沫说，和许多社会工种一样，卖淫女也有三五九等、高低贵贱之分，划分的依据是看“素质”高低和“工作场所”的好坏。

　　比如，工地卖淫女提供的“快餐服务”，市价为：5元、10元、20元；舞厅小姐提供的“即时享受”，30元也收；发廊、美容厅小姐则可“议价”，50—200元都行；出入酒店的是“高档”，接不接单还要看心情，别想用几百元打发他们，至于给多少钱那是“上不封顶”。

　　“阶级的划分在卖淫女中十分明显，他们甚至互不往来。”在与他们的接触了解中，李沫发现不同等级的性工作者这样一个怪圈：收费高的瞧不起收费低的，反之做工地的不屑做酒店的：“拽啥子，大家都一样干活，就不信你不得病。”

　　这样的攻击性语言经常出现在这些卖淫女之间，而非来自社会，李沫说，“群体之间互不尊重，甚至超过了社会对他们的不认同程度，这是十分可悲的。”

　　租赁房里污秽不堪

　　租赁房是低档卖淫女最主要的工作场地，地理位置十分考究。楼层高的，不选；闹市区的，不选；离发廊远的，不行。用于卖淫的理想租赁房应该位于底楼与二楼之间，必须有防盗门，不能有防盗窗，最好有后门或者院墙，以便警察突然袭击时，能闻声遁走。

　　“今年4月底的一次突查，一名嫖客提着裤子从2楼跳下后受伤，被我们送进了医院。”南岸区公安分局巡警支队队长李朝金介绍，那次接群众举报突查万寿桥一居民住宅2-1号，当场挡获3男3女。他介绍，卖淫女使用的租赁房内，一般只摆几张床和椅子，屋内用纸板或者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安全套、卫生纸随处可见，污秽不堪。

　　“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状态，一是穷，二是无知，三是不自我珍惜。”据李沫这样的基层民警了解，卖淫女大多出身贫贱，来自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社会经历坎坷……有的人从10多岁起便从事这样的工作，还认为“很有前途”。

　　被男朋友逼迫“入行”

　　“当你听到他们有着电影情节一般的凄惨身世和情感经历时，你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被人唾弃的职业。”因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卖淫女，李沫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突查淫秽场所，处罚性工作者和嫖客外，也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曾经有一名19岁的卖淫女在被抓现行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哭闹、哀求，只是静静地坐着等待处罚。”李沫回忆起去年8月份的一次集中整顿色情淫秽场所的抓捕行动，一名卖淫女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

　　女子是云南丽江人，名叫青青，长得眉清目秀，只是皮肤黑黑的，不像重庆人这么白皙。青青说，2003年春节她在丽江打工的一家旅店里认识了重庆男子张强，两人很快耍了朋友。张强对她说，想带她回重庆垫江老家结婚生孩子，于是青青便跟着这个男人瞒着家里人来了重庆。青青没想到，这个英俊的重庆男人竟是个瘾君子，不但瞒着她从云南带了100多克海洛因来渝，还为了钱让她去做妓女，否则换来的便是一顿毒打。

　　在张强的要挟下，青青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南坪后堡的一家美容厅里当了“小姐”。

　　“我的父母一直以为我在重庆过得很幸福，我不忍心让他们知道我其实是做了‘鸡’。”青青平静地说，她每月给父母寄1000元钱，告诉他们自己在重庆做了小买卖，生活富裕。这样的谎言，骗了青青的父母，也骗了青青自己。得知青青的经历后，南岸警方表示可以通过救助站将她送回云南老家，但她坚决不同意，宁可接受治安处罚。(信报记者 邓萍 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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