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术毁掉"金嗓子" 云南一播音员索赔143万

2003年3月3日，咽喉不适的袁田前往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专家门诊部就诊，该院耳鼻喉科一副主任诊断后，认为袁田患有慢性咽喉炎、声带息肉，需要手术治疗。考虑到自己特殊的职业要求，袁田担忧的问：我是搞播音的，做了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嗓音？该副主任一再称：声带息肉摘除只是很小的手术，他们医院每年要做两千多例，不会有任何问题。于是，当天下午袁田就住进了医院。

次日，院方为她实施了手术。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医院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术前检查，也没有让我签手术同意书，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我带进了门诊手术室。袁田回忆起手术的情景时，至今还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悲愤之情：当我的手术部位被多次喷完麻醉药物后，居然不知道手术医生在哪里，等了好半天，该医生才从另一间诊室里有说有笑地走出来。由于时间过长，麻醉药物的药效减退，手术进行中，纤维管插进我的鼻腔以后，手术钳几次镊息肉时我都感觉到相当痛。而该医生却边镊边讲：你的这个息肉太滑不好镊，干脆回去让它长半年再来做。我当时躺在手术台上，根本无法出声，怎么现在才说这话？

手术中，我疼得头都是晕的，迷迷糊糊中竟然听见那个医生的手机响了--医生在做手术时，难道可以不应该关机吗？更让人惊讶的是，该医生居然放下手术器械，拿起电话边接边往门外走去，并在众多门诊患者的注视下接完了一个电话！好象还和走廊里的人聊了几句后，然后才回到手术室，他再次用手术钳镊息肉，在多次镊住又滑开的情况下，终于抓住了息肉。第一次钳住一半取出，另一半又分成两次取出，手术做了半个多小时。袁田说。

2、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袁田回忆说，手术结束后，我疼得浑身发抖，走完从门诊大楼回到病房那一段路，我都觉得艰难。回到病房后，护士为我挂上了吊瓶还不到5分钟，我就感到胃痛难忍。我的爱人王建涌马上通知手术医生，该医生来了以后，不高兴地讲：滴快一点就行了！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之后，我的胃更加难受，家人怀疑我对药物有过敏反映。我的爱人再次找到手术医生请求换药，得到的回答是：换不了，一个星期的医嘱都开好了！--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象他们医院所说的，既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怎么会搞成这样呢？袁田苦苦追问。

就这一问题，记者曾向昆明的五家医院进行咨询，其中4家医院一致认为声带息肉摘除确实属于小手术，在医院的门诊处就能够得到治疗，而且成功率非常高。但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则称：声带息肉摘除手术的难度其实并不小，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手术，术中稍有不慎，都可能给患者的声带造成终身性的损害。而且，技术或设施受限的医院通常不会做这种手术，即使要做，不仅术前检查要求很仔细，而且手术中要求要切得十分准确、不多不少，否则都会影响患者今后发声。对于象袁田这样从事播音或主持的患者来说，如果术中出现什么问题，对其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手术前，他们并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关于这一点，王建勇说：当时他们都想到这家医院是云南最好的医院之一，应该能够信得过，出现这种情况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在后来与医院的交涉过程中，他们才意识到了术前手续不完整的这个问题。

　3、百万索赔依据何在？

昨日庭上，袁田要求法院判决由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赔偿自己各项损失达143万余元。这笔巨额索赔的依据何在呢？

她的委托代理人赵耀律师一一作了具体说明：袁田诉讼请求的金额分为五个单项，第一项包括已经付给院方的医疗费及去北京看病的部分费用，共2133．30元；第二项为袁田精神障碍方面的医疗费，计算的依据和标准是院方提供的，还需鉴定机构核准，共39060元；第三项为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据了解，在司法实践中，目前云南省该项所判的最高纪录是20万元；第四项是因误工而产生的经济损失113．88万元。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呢？这几年来袁田为台创收120多万，根据20%的提成规定，她获得了大约25万元的提成收入。袁田现在30岁，到退休还有26年，按照这个平均标准一计算，就是113．88万元。众所周知，节目主持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们的高收入已经不再是秘密，袁田的实际损失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第五项是律师费，属于袁田的实际损失，应该依法赔偿。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另外，节目主持人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袁田在这方面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是无法估量的。

对于这笔误工经济损失，医院的另一代理人杨福顺感到不可思仪，他说：原告方对这个金额举出的证据仅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开出的一个证明，这只是一纸孤证而已，完全不能说明问题。请问她搞的这些创收究竟是来自于那些地方、那些单位？相关的凭据何在？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真有这100多万的创收，她上了个人所得税没有？这个凭据又在哪里呢？

　4、手术直接导致毁声？

昨日审理中，袁田没有出席，王建涌说，自从妻子引以为敖的金嗓子被毁后，不光是肉体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精神上的创伤更是难以言喻。而直接造成她嗓音被毁的根本原因就是省第一人民医院所实施的那次失败的手术。

经袁田的代理人赵耀律师提出申请，法庭播放了原告方提供的三段录音。其中，第一段是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进行调解时的内容，代理人说：医院领导在调解时已经承认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过程。就此内容，医院代理人王碧兰律师则针锋相对的指出：怎么里面只有医院的人在说话，而听不到一点原告及其家人的声音？如果能够保证这不是经过了刻意剪辑的录音呢？再说，是未经允许偷偷录的，没有法律效力。

另外两段录音是袁田朗诵同样一段节目内容的对照，一个听上去清脆而优雅，另一个听上去则沙哑而痛苦。这就是她手术前后的差别。袁田的代理人说。医院代理人则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误导，实际上，袁田在来我院之前，已经展转在红会医院、43医院等好几所大医院接受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输液都输了十几天。她本人向我院医院陈述病情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自己的咽喉发炎了，很嘶哑，一直都没治好，才到我们省第一人民医院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现在起诉所称的咽喉不适而已。而我院在为其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疏忽或过错，现在这个后果，完全是她自己的病情严重导致的。

怎么会是这样？实际上，手术前一段时间袁田嗓音的状态都相当不错，就在术前两天的3月1日，她还录制了一期节目，而且，这期节目后来还在全省获了奖呢。袁田的代理人说。

　5、两份鉴定和一位特殊证人

据了解，袁田嗓子被毁之后，就一直告别了自己心爱的直播间，长期呆在家里。王建涌介绍说：自从1994年考进云南省广播电台，妻子就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份播音事业，曾经有出国的机会都放弃了。正因为如此，她几乎无法承受现在的遭遇，事情发生后，就一直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中。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昆明中院委托云南省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对袁田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及其声带所遭受的损害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进行鉴定。今年7月4日和12月10日，该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了鉴定报告，一个结论是袁田目前具有情绪障碍，另一个结论则是她声带遭受损害的现状与医院的手术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昨日，两位鉴定专家出庭，就鉴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法庭调查阶段进行到中途中，原告代理人口头申请一位证人出庭，正位证人不是别人，正是袁田的丈夫王建涌。我们不同意他出庭做证，因为他和原告本人是夫妻，具有直接的厉害关系。省第一人民医院两代理人立即表示反对。由于双方争执很大，审判长邵坚决定休庭合议，大约10分钟后重新开庭时，他宣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凡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做证，同时，法律也并未禁止具有特殊人身关系的人就不能做证。因此，准许这名证人出庭。

坐在证人席上的王建涌说：妻子做手术时，他就一直在旁边拉着妻子的手，所以他清楚手术前医院根本就没有做到相关的检查，而且，医生在手术过程中还出去接过电话。医院代理人对他的话坚决否认，并质问道：你自己都承认是在袁田被喷了麻醉后才赶到医院的，那么你怎么可能知道手术前的事情呢？

袁田档案

袁田，女，今年30岁。1994年，考进云南广播电台，开始自己的职业播音员生涯。曾获得全国、云南省多次播音大赛奖励。2000年结婚，目前是一名3岁小男孩的母亲。2003年3月3日，在做过一次声带息肉摘除手术后，变成了一个“哑嗓子”，从此，其主持的节目“易主”，面临着永远告别播音生涯的厄运。经鉴定，现在已经患上“情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