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扭曲孩子的心灵

　　黑玫瑰成立小偷公司

　　“表面上看是未成年人的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的操纵者却是站在幕后的成年人。”交通治安分局的舒有曜副局长这样说。据警方调查，在已归案的这4个盗窃犯罪团伙中，以“黑玫瑰”（化名）盗窃犯罪团伙最具规模和代表性。

　　“说也说不完，你们记也记不完。”这是一个年龄不到16岁，但加入“黑玫瑰”团伙已三年的“金牌扒手”对警方说的原话。这个身材瘦小的“金牌扒手”偷的手机多到自己都无法数清，据他的保守估计，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可以完成每天偷5只手机的任务。

　　黑玫瑰从其被判死缓的丈夫手中接过这个团伙，作为大姐的她，控制着一批由自己亲属构成的“打手”层和负责接赃、望风并监督未成年人进行扒窃的“领班”层，一般2个“领班”控制一个“小扒手”。

　　此外，这个团伙如同正规公司企业一般，还有“管家”、“伙夫”等后勤人员，而他们大多是因为扒窃业绩不佳，或年龄超过18岁而被淘汰到这些“岗位”的。然而遇到节假日或大型活动的时候，这些后勤人员也会被“黑玫瑰“动员起来，倾巢出动。

　　我在小偷公司的日子

　　11岁男孩孔武（化名）

　　2003年，黑玫瑰叫我到杭州来偷东西，她说杭州是个好地方，民警待人好，偷的钱也多。她亲自带我到少年宫、武林门、银泰百货、杭州大厦等热闹的地方逛，叫我下次就到这些地方来偷东西。

　　黑玫瑰给我们下指标：每天偷5个手机，小灵通不算。一天下来可以偷2000元左右。我就只好去偷，一般来讲我都能完成任务，一天偷5个手机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黑玫瑰不在，我们就听大管家的话。有时候，黑玫瑰的手机没办法打通，我们就向大管家反映情况。他以前是黑玫瑰丈夫手下最好的小偷。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到外面去偷了。他指挥我们一些小鬼出去偷东西。偷不到东西就打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大概被打了五次左右。

　　大概是2003年10月份，我们住到了萧山的出租房里。我记得有一次，黑玫瑰从外面买了两大包大约5公斤大麻，发给大人们（马仔）抽。那些带我们出去偷东西的大人们都抽大麻。两包大麻都放在萧山大管家的房间里，平时由他管这些大麻。别看我小，我也会抽烟。

　　我们早上坐515公交车到龙翔桥下车，如果顺利，晚上偷到许多手机和钱包，我就打电话给黑玫瑰。她会打电话给一个有小轿车的人来接我们。开车的人是一个男的，戴着一副眼镜，开着一辆白色的索纳塔。来接我们回萧山住的地方。那个车牌号码我印象很深，上面写着133……、

　　其实偷东西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黑玫瑰找人教我怎么拉皮包拉链不被人发现，怎么从大人的口袋里掏手机，还告诉我那些背着双肩包的女孩子是最好的下手对象，很快我就掌握了技巧。2004年10月17日中午，我偷了一个三星T108；下午又在延安路的龙翔服饰城，从一个正在停自行车的妇女包里偷了蓝色索爱T628手机。

　　可是我还是怕被警察抓，我的一个兄弟进进出出派出所好几次了，都说警察拿我们没办法。可我还是害怕被抓，我晚上会做噩梦。

　　13岁女孩张茜（化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打我懂事起我就跟着黑鹰，他和我讲过我父母的名字，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2002年，黑鹰带着我去了南京、苏州、陆桥，2003年3月我们到了杭州。在萧山，我见到了黑玫瑰。

　　她长得很漂亮，是那里的老大，连黑鹰也听她的话，她让我管她叫继母。继母手下有30多号人，光像我一样年龄的就有11个，还有5个4岁以下的弟弟妹妹。她在萧山租了7间房子给我们住，可她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平时一些比我们大10多岁的哥哥管着我们。

　　一开始，继母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还时不时给我们5到10元不等的零用钱。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召集起来说，要学会偷东西。她说来内地就是偷东西。

　　我记得我们中有3个人不肯学，继母指着他们的额头大骂，我第一次看到继母那么凶。她还叫来大哥哥打他们，他们痛得在地上打滚。我怎么教也学不会，继母让我跟着别的小孩上路（偷东西），离他们远一点，看他们怎么偷。学了一段时间后，继母叫我自己独立去偷。她盯着我说，偷不到东西，就打！

　　我们一般三人一组。我负责偷东西，其他两人离我大概有10米远的距离，帮我望风，顺便监督我，怕我偷来的东西独吞。偷到手机后，我就到附近的公用电话厅打电话告诉继母，这是她事先交代的。然后我们就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手机藏起来，再去找下一个目标。

　　我们没有休息天，天天偷。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每次看到那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在马路上被父母牵着手，我就好羡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一定很温馨吧。

　　被扭曲的童心

　　这些被人利用的孩子，让记者联想起了今年9月初，在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见到的场面。当时，交通治安警方捣毁3个扒窃团伙窝点，解救了9名被拐卖、胁迫来杭的小扒手，年龄大多在9岁至14岁。

　　其中有个孩子拿着一支烟默默地抽，眼神透出迷惘。他皮肤很白，个子瘦高。他身边的另一个稍大些的孩子穿着“adidas”字样的T恤和时髦的运动鞋，有好几次想去拿别人嘴里抽的烟，最后拿到了烟，抽了几口又传给另一个大眼睛孩子。

　　中午，一位警官买来了两大袋大麦饼，孩子们一见就呼地跳了起来，一个个冲到警官面前伸出小手，性急的已经直接去拉塑料袋口。“别急别急，慢慢来，每个人都有的。”这一群9个孩子，坐在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院子里，每人一张饼啃着。你从他们的脸上，怎么也看不出在街头偷你抢你、朝你吐口水的凶样了。

　　他们只是孩子，被“老大”从外省拐卖到杭州来的孩子，每天领了“指标”被逼着去偷抢的犯罪工具。每条细胳膊细腿上，你都能找到不少伤疤，有生疮留下的，有被烟头烫的，有被鞭子抽的。

　　分完饼，一位警官告诉我们，一些小扒手长期流浪在外，脾气暴躁、性格冷漠。民警再给笑脸，他们也是粗言恶语，浑身都透出强烈的敌意。“我们不是第一次接触小扒手了，对他们的遭遇也很同情。他们虽然做了违法的行为，却是被人操控的犯罪工具，也算是弱势群体吧。”民警说，更应该谴责的，还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孩子家长和把他们当作犯罪工具的“贼头”。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本报通讯员　胡建　沈明高　本报记者　余勤　柏建斌　本版摄影　周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