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信息遮遮掩掩50年 性息不公开人民不乐

　　经历了性息空间的历史性曲线发展后，目前的情况是，社会地位越低，性息占有量越少。这种性信息的不对称，极有可能以性犯罪的方式表现出来性息即关于性的信息。从它的内容性质来看，包含社会、科学和娱乐几个层次。和其他类型的信息一样，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国家法律认可的范围内进行公开传播，也通过种种途径进行地下或私人的传播。

　　性息50年，生活两重天

　　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性息空间并未完全封闭。公开出版了一些性教育书籍，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与此同时，地下流传着解放前的一些裸体画册。

　　1955年版的《性的知识》，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最早的一版内容十分详实，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交合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戴法。

　　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人们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很多图，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的性质被空前严重化，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

　　文革期间，性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零。惟一接近于文化生活的是八个样板戏，然而即便在八个样板戏中，人们都找不到丝毫性的影子：江水英丈夫是烈士，阿庆嫂丈夫去跑单帮，《红灯记》三代人都是战友托孤……文革末期，极少与性有关的书籍又重新出版，然而不但标题不能谈到性，内容也早已面目全非。好奇的孩子们只能从《农村医生手册》这样的大众医书里获得一点基本常识。

　　在私下的交流中，父母耻于与孩子谈性。一些年轻人结婚后，根本不懂性知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无论是公开，还是地下，文革期间我们性息空间萎缩到世所罕见的地步。文革刚结束时，医院门诊里出现了不少夫妻双方身强体健但生不出孩子的病例。

　　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性信息首先由地下开始传播。在外国人住过的饭店里，留下了内容涉嫌色情的画报。从海外带来的黄色录像带也非常隐蔽地流传，当时国家对传播淫秽录像带定罪甚严。

　　80年代，性息传播的前奏开始在纸媒体上奏响。整个80年代报告文学泛滥，明说婚姻问题，重点则写夫妻关系，类似后来的绝对隐私。生活类杂志则开始开辟婚姻问题专栏。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广州等个别电台开始做午夜节目。主持人故作轻描淡写状谈十分钟的生理卫生知识，如女孩月经不调，男孩遗精等问题。偷偷摸摸好像作贼。而当时社会上关于性息公开的呼声渐起。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互联网开始显现威力，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世界性息交往的藩篱，人们的性观念也随之改变。此间，生活类杂志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开设性问题专栏，性教育相关的出版品数量爆增，几乎每一家广播电台都有自己的午夜性热线节目，电视上开始出现生殖健康类教育节目，电视谈话节目中出现涉性话题，影视剧中涉性内容越来越多。计划生育部门也开办了生殖健康网和生殖健康声讯服务。2003年以来，性文化展、性调查、安全套分发等公开性息传播活动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公开的性信息只是社会性息总量的冰山一角，而且大多因板着脸孔说教而不招人待见。在私下，更多的人靠看碟、上网等方式获取性息。在2003年的陕西黄碟案中，警方最终向被抓夫妇道歉、赔款，成年人在自己的家里观看黄碟被视为默许行为。

　　越到底层，性息开放程度越低

　　身处当下的性息空间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

　　对可以掌握互联网、卫星电视、盗版光碟的少数城市精英来说，他们已经拥有了无限的性息空间。这些知识和修养比较完善的一群，在与世界保持同步的同时还能够在性方面善待自己与他人，对这一类人而言，公众性息封闭与否已无意义。正因为此，刘熙晨对记者反复强调《面罩》不是给一小部分精英人士做的，而是希望能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在城市而言，由于各种不正规资讯渠道的相对发达，一个初中学生与一个35岁成年人极可能接触到同样海量的性息。我国每年有22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并且此时，全国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10～20岁)已达3亿以上，性成熟的年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提前4到5岁。这诺大的群体急需良好的性教育。然而，由于正规引导的缺位，或所谓性教育的形式化，使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经常在性困惑中左冲右突而受到伤害。

　　在电视、广播这样的大众传播工具中，性息公开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而且越到底层，越不公开。为此受影响最大的是广大的城乡老百姓，最典型的是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据媒体报道，11月底，北京顺义区两名看黄碟的农民工为了躲避警察的检查，逃跑时跌进6米深的化粪池而死亡。学者李银河在查阅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案例集时则发现，去年所有的强奸案件中，罪犯为外地民工的占了57%。与他们所能掌握的性息匮乏相比，这一现象意味颇深。

　　媒介探性话题底线 “性息公开”让人变乖或变坏

　　由于长期让性背负了太多的道德包袱，使得性形态成为中国的“社会黑洞”：一方面是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天然诱惑。看似漆黑一团却处处刀光剑影，让人爱而远之，畏而想之，左冲右突，进退两难。在这样的性文化背景下，性困惑在弥漫，性问题在蔓延，性犯罪在增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开媒介企图一再试探性话题的底线，而有人认为这是隔靴挠痒，有人则大骂世风日下。12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叫停号称将于2005年元旦播出的“中国第一档深夜电视”《面罩》，同时急令各地增强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管理力度。究竟有多少性信息可以公开？性息公开，究竟是让人变乖，还是越学越坏？

　　2004年11月29日，北京某报以“中国首个深夜‘性节目’明年开播”为噱头，把尚在录制中的《面罩》提前抛到了媒体和公众面前。《面罩》制作方立即委屈地辩解“我们制作的根本不是性节目”。

　　电视节目《面罩》由中国人口宣教中心和世熙传播公司联合制作，按照制作方的说法，节目定位为生殖健康教育，拟于2005年1月1日开播，各地的播出时间都被要求在深夜11点之后。

　　值得关注的是它日播、每集半小时的巨大内容量，这是以往性教育节目中不曾出现的。“如今，性教育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人们也确实太需要性教育了，所以，日播根本不是问题。”世熙传播公司总经理刘熙晨说。

　　12月10日，刘熙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面罩》是一个话题性的节目。节目的策划班子每月都会围绕性教育中的某个环节推出新的谈话主题，进行一组系统的访谈。

　　普通人将走上电视戴着面罩讲述自己的性故事，是《面罩》最抢眼的看点。此消息经《成都晚报》刊登后，就很快有读者报名，想参加节目的录制。记者采访时，社会性学专家李银河说，竟有一些人给她发来电子邮件，想通过她的介绍到节目里来讲述。

　　戴面罩的形式虽然新颖，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在每期节目的末尾，主持人都会鼓励当事人拿下面罩。刘熙晨透露，在录制好的节目中已经有几位摘下了面罩。

　　北京性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玫玫认为，如能把性问题深入、系统地谈下去，《面罩》这样的节目将会在公众性教育中起到深刻的作用。

　　采访中刘多次提到他们制作的仅仅是“深夜节目”而不是“性节目”，表示希望记者通过报道为他们正名。刘承认这个阶段公司处境有悖“热节目冷宣传”的规则，眼下世熙对媒体的报道“已经失控”。

　　12月1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指世熙传播公司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没有制作经营广播电视节目的资格，而对《面罩》紧急叫停，并称将对该节目进行严肃处理。广电总局同时下发《关于加强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广电系统加强对谈话节目的管理。世熙公司得到这一消息的时间，并不比一般公众早半步。

　　而此前被吊足了胃口的观众，得知此节目叫停后，倒是纷纷表示“并不感到意外”，对他们来说，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事实上，性息公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还显得“不合时宜”。

　　性教育不再打虚伪的幌子

　　有专家告诉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性息封闭的环境里，性息从半遮半掩到逐渐公开，会有相对较长时间的摸索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很难排除掉长期以来在文化习俗上形成的性的不道德感。由此，也不难理解，为避免引发关于道德层面的非议，许多性话题节目制作者采用医生做电视门诊等形式，打着生殖健康的幌子说事。

　　而李银河认为，生殖和性，本来就是两码事。从《面罩》制作方公布的一些话题上看，《面罩》更多地指向性。“我们中国人也是有性的，这样的节目早就应该有了。”

　　之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电视台设立了生殖健康节目，仅北京地区就有《中国人口》、《生殖生育生命》等。这些节目多由各地计划生育组织开办，通常是妇科专家和主持人两人对谈的形式。但实际上，往往是专家不好意思讲，主持人也不好意思接茬，节目如同给一个虚拟病人办的电视门诊，收视率可想而知了。

　　2000年后，一些风格前卫的电视台播出了以艾滋病、同性恋等为话题的性教育节目，但因不是固定栏目，无法系统和深入。

　　电视性教育节目的关键变化出现在2004年。本年元旦，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了中国第一档连续的青少年性教育节目《青苹果红苹果》，到6月30日因经济问题停办时，让许多刚刚看到性息公开曙光的专家们大呼可惜。

　　而相比青少年，成人的电视性教育节目更多得到市场的推动。南京电视台2004年8月开播的深夜婚姻节目《婚情男女》发出的问卷调查表明，58%受访者希望节目中能有性知识方面的内容。根据观众需求，节目开播一个月后加入了性知识环节，当周就创下了该地区同时段节目最高收视率。

　　2004年，不仅有一些全新的性教育节目创办，而且越来越多传统上的生殖健康节目，纷纷摘去面罩，还性以本来面目。比如，上海电视台1999年4月开播的《生命之源》，本是该台与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办的板块型周播节目生殖保健节目。从2004年1月份开始，改版为一周三播的深夜性教育节目。

　　许多性话题节目通过改版，让妇科医生离开演播室，请性学专家粉墨登场。

　　2004年，电视性知识节目独立门户，似乎不甘心再做电视门诊的附庸。

　　事实上，对性知识传播问题，政府态度也开始务实。前不久的艾滋病日，国家领导人在发布讲话时指出，我国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比例迅速上升，而我们性教育的力度、广度不够。这说明，眼下面对性教育，已经不容我们含糊其辞的搪塞，不容再暧昧地顾左右而言它。

　　性息公开向何处去

　　电视性教育独立门户后，即面临一个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制作方们不约而同从其他的谈话类节目中得到启示：只有谈话类节目可以尽量减少画面表现，而且可以涉及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美感、性别意识等广泛的性话题。

　　在这类节目中，专家和主持人的风格已不同于传统的生殖健康节目，同时，对电视画面做技术处理，比如戴面罩等形式，又初步解决了谈话人的隐私权问题，从而为普通人走上电视讲述自己的性问题创造了条件。这一切使得节目越来越具可看性。

　　然而，仅仅停留在谈话，决不是电视人意图的终点。

　　上海台《生命之源》制片人沈圣道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他打算用一年时间培育气氛，让看的人由脸红到不脸红。再用一年的时间宣传布道，启蒙思想。两三年后，就可以用电视画面表现可操作的性教育环节。例如，现在在节目中谈论女性性高潮缺失的问题，可能以后会用电视画面教女性如何达到性高潮等。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制度上的限制，类似的节目在中国要完全放开，尚待时日，而且会有反复。

　　性学专家李银河：“性息”不公开 人民不快乐

　　性无知和因性无知引起的婚姻危机或疾病蔓延，这是我们能看见的直接后果。然而这并非最严重的后果

　　中国新闻周刊：性息公开和性开放有什么区别？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性学学者)：从字面意义上看，性息公开是性开放的子集，性开放必然包含性息公开的环节。但性息毕竟不是行动。公开明示性信息，并不代表提倡无节制的性。知道得足够多，才能为理智地选择自己的性生活准备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社会性息公开的程度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李银河：性息公开的程度与社会对性的态度息息相关。政治、思想的开放程度决定着社会对性的态度。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性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远古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性的美好时代。因为没有宗教的原罪感，中国古人对性抱一种阴阳和合的自然态度。中国的春宫画特别发达，成为古代性信息的主要载体。福柯说美国只有性的科学，但中国有性的艺术，就是由此引发的感慨。

　　后来，从宋明理学开始，此前的性文化被否定，中国进入了一个反性、提倡禁欲的阶段，性息的公开传播停顿。政治、思想的高压必然导致性息的封闭，这种封闭在文革时达到顶峰。

　　文革结束后，受西方文化影响，传统的性态度基本受到否定。但传统意识还时有回潮，这个过程有点像拉锯战。从那时起，性息公开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人们的性息空间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欧美国家对性息公开有什么限制？

　　李银河：在英国，少儿色情网站受到争议，但目前未见对成人范畴的性信息发布有强制控制。通常，信息载体的性内容程度由一套完整的出版品分级制度严格界定。在美国，我们所谓的淫秽品，在联邦法里属于出版自由的范围，受宪法保护。

　　个别机构提出的“扫黄”要求也并非没有实施的途径，如一些女权主义者，通过不断的抗议活动，可以争取到某些州、市的地方立法。然而由现实判例来看，她们的请求很难在终裁中胜诉。

　　中国新闻周刊：性息公开的本质是什么？

　　李银河：性息公开，本质上是对知情权的尊重。性是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人，你有权利知道性。既然这种信息人们想了解，社会就有责任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性息公开不够，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李银河：性无知和因性无知引起的婚姻危机或疾病蔓延，这是我们能看见的直接后果。

　　然而这并非最严重的后果。如果性息不公开，那么人民肯定生活得不快乐。人民的不快乐，还不是天大的后果吗？

　　古语说，食色性也。吃饭的问题和性的问题同样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饮食业”畸形发达，不能说与性息封闭一点关系没有。(本刊记者/曹红蓓)责任编辑：韩延吉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