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见义勇为受伤无钱治

　　2004年12月13日，北京香山医院，一间狭小的病房里，笔者见到了见义勇为英雄樊文彬。轮椅上的樊文彬稍显腼腆地向笔者微笑着。由于交不起医疗费，医院已对他停止治疗。

　　大学生见义勇为被击中50余弹

　　2003年1月16日，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七一广场13号楼，两名歹徒行窃后正准备逃跑时 ，被25岁的大学生樊文彬拦住。凶恶的歹徒竟然向樊文彬开了枪，50多颗霰弹留在了他的身体里。

　　事发后，樊文彬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被诊断为“失血性休克和高位截瘫”。由于伤势过重，医院随即下了“病危通知书”，悲痛至极的父母亲连夜将儿子送往北京。樊文彬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取出了20颗子弹和一个塑料弹壳，在香山医院取出了27颗子弹。

　　两次手术后，樊文彬度过了生命危险期，但仍有5颗子弹尚未取出，急需再次实施手术。医院告诉他，手术的最佳时间是在受伤后两年之内。而现在，距离这个期限只剩下一个月了，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医院停止了对樊文彬的治疗。

　　还有5颗子弹留在颈椎、胸椎的结合部位，樊文彬的神经组织已经严重受损，胸部以下毫无知觉，手部也无知觉。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采访中一直默默地克制着眼泪的樊母，在提到樊文彬的病情和治疗现状时，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眼看着最佳手术时间马上就要过了，她的痛苦中充满了灼人的焦急。

　　2003年2月，樊文彬被阳泉市见义勇为协会评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并发给其奖金1万元；8月，被共青团山西省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被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评为“见义勇为一等奖”，奖金3000元。其间，阳泉市矿务局和市见义勇为协会先后资助过他2．5万元，社会各界也捐赠了5000元。但是，樊母告诉笔者，目前为儿子看病已经花费了近20万元。樊母是名家庭妇女、樊父是名普通工人，根本负担不起这样巨额的医药费。这个普通的家庭因为四处借款现在已负债累累，医院那里已累欠了好几万元，来自见义勇为协会和社会上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

　　“樊文彬来京后第二次手术的费用两万元，还是两个患骨癌的病友凑的。”樊母告诉记者，“现在我每天最怕的就是医院查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尽量躲起来。其实医院对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樊文彬出事后，樊父一直陪在身边，再也没有了每月赖以度日的工资，樊母也把医保退了。

　　采访中，腰部毫无力量的樊文彬一直努力地想要挺起上身，虚弱的身体不停地流汗。当笔者问他是否后悔时，樊文彬回答说：“我不后悔，只是如果可以重来，我可能会换种方式，比如先报警。”

　　见义勇为基金会：民间组织力量有限

　　“樊文彬的情况并不是只有一个，其实在全国，有很多‘樊文彬’们都在流血又流泪！”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副秘书长刘天明痛心地对笔者说：“协会一直在努力帮助他们，但协会基金非常有限，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笔者从刘天明那里了解到，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的基金来源主要是社会募捐（包括海外捐款）和政府资助，但来自两个途径的钱款都非常有限，目前仅有几十万元，算下来全省人均只有3分钱。由于见义勇为协会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个民间组织，没有更大的力量来发动企业单位赞助捐款，来自政府的资助更多地取决于地方财力，这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山西省，无法做到从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

　　“现在见义勇为基金只剩下几万元了。没办法，太多像樊文彬这样的英雄需要资助了。”阳泉市见义勇为协会秘书长王艳照告诉记者，阳泉市每天都有见义勇为的事情发生，“我们既为英雄们带来的良好社会风气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英雄们以后的生活发愁。”

　　见义勇为英雄亟待法律保障

　　怎样才能让英雄们流血不流泪？两位见义勇为协会秘书长都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来保障英雄们的权益。目前，我国虽然有一些见义勇为的相关法规，由于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学教授、博导刘凯湘认为，见义勇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公法的问题，即政府或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褒奖与鼓励，二是私法问题，即侵权行为人或者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

　　刘凯湘说，现在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犯罪，而周围人们袖手旁观的事情频频发生，如果政府再不对见义勇为英雄进行有效的保护，社会风气只会继续恶化。

　　刘教授建议，可以设立中央一级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再健全省市一级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拨入基金会，同时要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管。见义勇为者受伤需要治疗的，所有合理范围内的必要的治疗费用应当全部由基金会负担。对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而丧失工作能力、丧失经济来源的，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向其支付生活费用和其他补助费用。

　　关于见义勇为的私法问题，刘教授说，我国的相关民事立法已有较全面的规定，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侵权人和受益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所以，要真正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困难，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公法”，即政府的物质性奖励和救济。

　　据了解，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呼吁国家为见义勇为者立法。多年来，每年人大、政协会议，都有不少代表、委员上交提案，主张国家出台一部专门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法规或条例。但据有关人士说，真正排入立法日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注：樊文彬家属联系电话为13521392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