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兄弟，始终是我们的牵挂

　　编者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走进民工》专栏已经走过半年的历程。我们在专栏中真情地记录了民工的生活，用心灵倾听他们的声音。岁末来临，我们在这里选择报道过的三位人物，介绍他们新近的情况。

　　在新的一年里，愿民工们都有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戚华香：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人物：戚华香，34岁，来自重庆，曾在杭州凯旋环卫所当清洁工，是浙江首个因待遇不公状告环卫部门的外来工。本报《民工专栏》从6月23日起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直到诉讼以法庭调解方式结束。

　　戚华香脸上泛着笑意，早已没了几个月前的愁容。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家中给儿子打毛衣。上月底，她已打完了维权官司。

　　戚华香一家四口目前暂住杭州江干区新塘街道，每月租金300元。在10来平方米的小屋内，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两张钢丝叠床，单灶台的煤气灶放在狭小的阳台上，屋角一台21英寸的旧彩电和一台老式电脑，是最值钱的东西。

　　“彩电和电脑是不久前企业改制时，厂里不要了送给我的。”戚华香的丈夫、同样来自重庆忠县的李万良说。他现在一家贸易公司当仓库保管员，一双儿女在附近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

　　历时近一年的维权，打破了戚华香一家平静的生活。戚华香说，从3月2日被凯旋环卫所辞退后开始告状，到11月26日法庭和解，前后近9个月，夫妻俩到劳动、人事、信访等部门四处投诉，四处碰壁。“起码跑了上百次，光市长公开电话就打了30多次，区人事局去了20多趟。”回首往事，戚华香觉得充满了艰辛。

　　但戚华香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面对记者的提问，她说：“有过灰心的时候，但绝对不会放弃。我打官司不单纯为我个人，而是要为外来务工者讨一个说法，我没有退路可走。”

　　让戚华香觉得欣慰的是，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环卫所向她支付了4000元补偿金，法院还全额退还了1083元诉讼费。更让她高兴的是，她的奔波，还为改善工友的待遇起到了推动作用。据了解，目前凯旋环卫所临时工的月工资已从450元提高到600元。

　　眼下，戚华香和丈夫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在新塘路一家私人旅馆做清洁工，月工资700元，“但一家四口开销不小，每个月七七八八的开支要花去1000多元，积余的钱为子女攒学费，”戚华香告诉记者，“两个孩子每学期学费要3000多元。”

　　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戚华香对现状还是比较满意。她说，一家四口今年准备在杭州过年，因为7月他们已回过一趟重庆了。回老家一次要花四五千元钱，春节要是再回去，经济上承受不了。“再说，不回老家，还可以在杭州打工多挣点钱。”戚华香说。

　　“只要我们勤劳工作，日子总会一点点好起来的。现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和女儿身上，希望他们好好读书，将来的日子可以越过越好。”对于未来，戚华香充满了憧憬。

　　毛荣中：为民工维权忙碌

　　人物：毛荣中，原来也是民工，后来开过饭店，办过工程队，10年来免费为700多位民工讨回工资等各项费用400多万元。现在，他在绍兴市越城区清水嘉苑开办了工作室，免费为民工维权。本报《走近民工》曾以《毛荣中和他的民工维权室》为题报道过他。

　　免费为民工追薪的情况报道后，毛荣中更忙了。12月9日，记者再次来到他的维权工作室。他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要接待10多位发生工伤、欠薪、交通事故、治安等纠纷的民工，几乎每天都要到晚上11时才能回家。今年以来，已为省内上千位民工维权，其中160多件案件已解决，省内外许多媒体对他为民工维权作了报道。

　　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毛荣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难以掩饰的遗憾。个别职能部门对民工的投诉踢“皮球”，导致维权之路不太畅通，是他不甚满意的原因。毛荣中说：“他们对民工的投诉总是应付了事，有的甚至不按法律规定办，我觉得不能理解。”

　　毛荣中说：“如某劳动部门一位负责人，明知是民工工资，却硬说是工程款不想追讨。我与他论理，他也不认同我这个公民的代理身份，说民法与劳动法是平等的，他们按劳动法办事，所以不与我谈。其实，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通过代理人来行使民事法律行为。看来，这位负责人还不完全懂法。尽管这事经多次协商，这位负责人也改变了看法，大家齐心努力为民工讨回了80万元工资。但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职能部门的同志要少怕麻烦，按法律规定为民工做好维权工作，这样民工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

　　展望新的一年，毛荣中有诸多的期盼。他说，现在有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民工问题高度关注，又出台了相关的劳动监察法规，明年民工权益的维护一定会做得更好。他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努力做好民工维权工作。

　　邹庆丰：感受都市人情温暖

　　人物：邹庆丰，29岁，在杭务工的开化籍民工。今年“情人节”前一天，邹庆丰做了一件连自己都吃惊的事：在繁华的超市门口举牌征婚，牌上写着“谁肯嫁给我”。小邹说：“我被逼急了才用这办法，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本报《走进民工》曾以《都市民工的“另一半”在哪里？》为题报道。

　　再次见到邹庆丰，他已当上了推销员，每天八九个小时在城郊骑车跑机电推销。尽管双手生满冻疮，但他回忆起本报报道他的事情和他所发生的变化时，仍显得很高兴。

　　那几天，邹庆丰的手机铃声从早上8时到晚上12时响个不停，有的愿帮他介绍对象，有的女孩子希望与他交往，还有人对他这种推销自己的做法很赞赏，认为勇气可嘉。半年多来，小邹先后见过四五位在城里务工的农村女孩。有的小邹觉得不是想象中的伴侣，没找到“爱的感觉”，结果没谈成。有的他觉得有感觉，但女孩只希望与他做普通朋友。交往时间较长的是在湖州做餐饮服务的一个乐清女孩，但两人仅见过一面，后来一个多月靠电话联络，现在也没了联系。到目前为止，小邹的“另一半”仍未找到。

　　小邹在城里已做了6年多泥工，去年他母亲去世前，希望他能带个女朋友回去。“可我没有找女朋友的渠道，无法满足母亲的心愿”，谈及即将过去的一年，邹庆丰认为最大的遗憾是对不起父母，老让他们担心，没将女朋友带回家。但他又说，今年有这么多“热心肠”帮助寻找“另一半”，让他感受到了都市的人情温暖。

　　谈及对明年的展望，小邹有自己的打算：要在事业上继续努力，为找到“另一半”打实基础。去年，他除了为温岭某企业跑机电业务，还为某保险公司兼职跑业务。当然，新的一年，他希望能有“缘份”，遇见一位互相“有感觉”的女孩。因为回老家找对象已不现实，现在大山里的女孩全外出打工了，平时见都见不着。他希望媒体能更加关注青年民工的感情生活，让他们能在都市圆婚姻之梦。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应建勇　洪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