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收了10年红包

　　据姚军介绍，他见到聂先生时，聂先生一身正统装扮，西装领带，1.70米的个头儿,带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有礼貌、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他向记者讲述了与比自己大17岁的妻子之间的故事。

　　网络为媒我娶了大我17岁的女医生

　　2002年的春天，25岁的我从广州来到武汉，继续发展自己的电脑生意。由于人生地疏，忙碌之余，便常用上网聊天来排遣寂寞。一次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武汉某医院的医生。我们“一见面”就“一见钟情”，互诉生活中的喜怒哀愁。多次网上接触后，我们相约见了面。

　　一天晚上9点，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见了面，一直聊到半夜11点半。那天，我知道她比我大17岁，是武汉市一省级医院的妇产科副主任，已离异。当时我对年龄差有些顾虑，但感情这东西很奇怪，在我看来，眼前的她不仅不显老，反而温柔美丽。她也很喜欢我，她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在外漂泊多年的我，一走进她的家，立刻感到很温馨。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整洁，三室一厅，挺宽敞的。

　　之后的日子，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随着感情的升温，我深深地爱上了她，根本没有感到年龄上的差距。后来，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朋友，我融入了她的交际圈。半年后，我们开始谈论结婚的事情。为了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买了一套离她单位较近的房子。在她的要求下，我还从老家江西开了结婚介绍信，介绍信的有效期为3个月，但不知为什么，一切准备好了，她倒一反常态地犹豫起来。我想，可能受过感情创伤的女人面对又一次婚姻时都表现迟疑吧。两个月过去了，她仍然不提结婚事宜，我有些绝望，想到我们也许是有缘无份吧。

　　一天早晨，她突然问我介绍信是不是快到期了？我说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她说：“我今天请假，咱们上午婚检，下午领结婚证。”我兴奋异常，当即推掉了一单不菲的采购合同，我想在爱情面前，钱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换上衣服，钻进的士，冲进瓢泼大雨中……晚上，我们和她儿子一起庆祝了一番。之后，我们搬进了新家，开始新的生活。

　　在我们精心布置的新房里，我感慨万千，有人说网络不可信，但现实摆在面前，网络给了我一位心爱的伴侣，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夫妻相伴发现了妻子的红包秘密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幸福的，但不久我发现妻子的一些秘密。妻子下班后，常提回家一些贵重礼品，有皮包、香水、高档香烟。我问她哪里来的，她说都是别人送的。她告诉我，自己经常能收到红包，还有药品回扣。她还告诉我，医院对这些钱是怎么分的，怎么操作的。我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从小父母管教很严，为人处事原则一向正直，非常看不惯社会上一些黑暗的事情。我对妻子单位的这些不良现象十分反感，就提醒妻子作为科室领导，一定注意检点，妻子答应了我。我以为自己的劝说起到了效果。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陪妻子值班，在她办公室里又看到了有人送的一件礼品和两条报纸包的香烟，并且还有一个用信封装的800元钱。我很生气，特别是知道了妻子收红包已有10年多的历史，平均每月都能收上2000元左右的红包，我算了一下，一个医生如果每月收2000元，10年就是20余万元！妻子还告诉我说，药品回扣是10%，这种回扣是公开的，每次有新药打进医院，经大家商量，认为可用就开给病人，药商将定期把药品回扣送来，然后按医生的等级进行分配。另外，妻子还是省医疗专家库的成员之一，有时被抽去做医疗事故鉴定，每次参加医疗鉴定前，她都接到被鉴定医院领导的神秘电话。

　　媒体曝光出于爱而揭发妻子收红包

　　妻子向我讲得越多，我心里就越发感到不安，对于妻子和医院的这些行为，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她不要再参与了，警告她这是犯罪的。但我们的观点反差太大，妻子认为我太保守，说医院里的人都这样做，她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为此发生过激烈争执，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妻子也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家，而我认为，虽然我们都希望生活质量更好些，但总不能建立在通过不光彩的方式获取吧。我的劝说换来的是她的不理解，甚至是讥讽。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非常痛苦，几乎夜不能寐。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通过新闻媒体来反映妻子和她单位的问题，以换回妻子的醒悟。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针对她个人的行为，这实际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完全跌落到把正确的东西跟错误的东西混在一起了，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主要想让大家意识到药品回扣和收红包永远都是不会对的。我知道，我这样做，将会伤害妻子，也会受到非议，但我还是觉得，从爱妻子的角度出发，为避免她犯更大的错误，我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为了保留证据，我录下了妻子的电话，通过录音，可以证明妻子所在的医院是如何收红包、提取药品回扣的。

　　事情公开后，我周围像“炸了锅”。很多人都怀疑我“大义灭妻”的动机。其实，当时我也考虑过，这些事情都是“不可外扬的家丑”，但我就是认为不管丑不丑，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另外从社会角度来说，通过媒体来认识这种行为，希望白衣天使们能更纯洁一些。当然我也考虑过这种行为也许要付出代价，我想最大的代价也许就是永远得不到妻子的原谅。事实也确实如此，目前，妻子已换掉了家里的房门锁，我无法回家，只能暂时住在旅店。我想，妻子一定在埋怨我。虽然我不知道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结局，但我决心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目前，聂先生由于无法回家，又受到来自周围的各种压力，他已经离开武汉到外地躲避。但他在临走时表示，此事可能将走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