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夏时报》去年12月28日报道，从2004年5月青岛市崂山区实行免费婚检至今，只有20％的新人主动接受了婚检。与此同时，广州、重庆等地的媒体也披露，当地的自愿婚检量非常低，而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全国婚检率不到10％。与此相关联的是，据新华社报道，取消强制婚检后，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南一省一年就诞生近八千名缺陷婴儿。
事实上，自从2003年10月国家颁布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后，婚检率急
剧下降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人在关注的同时，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如降低收费标准或免除收费、强化服务功能和完善服务项目，还有人创造性地提出实行强制加免费婚检的措施。
不可否认，婚检率的降低确实有公众自身重视不够的原因。尽管如此，“恢复强制婚检”显然也不该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至于免费婚检等等一些措施的推出，毫无疑问，类似的努力值得肯定—————问题是，既然这些措施还起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一些新的视角去审视问题，并探讨一些新的思路。
其实，影响公众自愿婚检的因素很多，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表面的，也有深层次的。或许，我们更应该从公众的思维意识和心理上多加挖掘。比如，一些人都有哪些顾虑，面临着哪些可能的心理压力？而解决问题也应该从此着手。因此，从治本角度看，包括尽快制定《公民个人隐私保护法》，以减少应检者的心理压力，逐步确立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等等一些工作，都应该相应地提上议事日程。郭振纲《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