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女博士　我的生育我做主

　　都市猫眼

　　“我当初就是因为害怕上博士时不能生育，一拖再拖成为高龄产妇，于是硕士毕业后就先找了工作，生了孩子后才继续读博。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36岁的在职女博士李春玲为自己几年前的选择感到很庆幸。

　　本报关于女博士“禁育”的报道引起各方关注，互联网上相关信息已达1.6万条。李春玲是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讲师，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职女博士。她看了本报报道后，也写了一篇论文，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呼吁：女博士应该有自主生育权，在校生育与否应自己说了算。

　　观念障碍比制度障碍更可怕

　　李春玲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女博士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对于正值最佳生育期，并已达晚育年龄的在校已婚女博士的生育问题，社会各界都不能再漠视下去。她认为，高校禁止女博士生育不仅有制度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障碍，如以下观念障碍：

　　教育工具论———在这种观念意识下，人们普遍认为，在校女博士的任务是学习，而生育会分散其精力，必然会对其学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主张女博士在校读书期间不要生育。

　　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理念———主张服从，强调约束、标准化，缺乏对学生进行人文化关怀。在这种观念下，如果明确规定允许在校女博士生育，会给学校带来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上的一系列麻烦，人为增加高校管理的难度，损害高校管理的效率。

　　世俗观念———有些人认为，如果女博士生选择在校期间生育，她们就不是为了学术而读博，而是将读博作为避开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的避风港。

　　李春玲认为，要让女博士享有自主生育权，首先应更新观念，其次才是相关制度的创新。转变观念障碍，是打破“禁育校规”的突破口。

　　可适当借鉴国外经验

　　李春玲说，东欧一些国家对在校研究生生育甚至是鼓励的，国家特别支持高知女性的生育，会给予很优厚的补贴金。在西欧一些国家，为了让“学生妈妈”安心读书，部分大学有专门的育婴室。

　　许多国家根据国情制定了不同的生育鼓励政策，一些国家为了鼓励高知女性生育，用生育福利政策保障在校研究生的生育。李春玲认为，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与我国有所区别，具体国情也有很大不同，但一些政策和规定还是值得借鉴的。

　　李春玲说，生育之事不仅是个人、家庭的事，更是社会的事情。女博士作为高素质人才，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科研和学业的同时，却无法在宽松的环境下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这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应该打破观念障碍，废除或修订相关制度，让女博士自己选择在校期间是否生育，这应是健全的法治社会所提倡的。实习记者　辛国奇　本报记者　牟凝慧

　　“禁育校规”与《宪法》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