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7)

　　众议

　　外面满山遍野的白雪和零摄氏度的气温让左云福坚信，一定要让母亲呆在屋子里，要不然身体肯定会哭垮的。陆淑梅坐在屋里小炭炉边，但寒风还是呼哧呼哧地从农用塑料薄膜盖住半截的窗子里钻了进来。在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除了两张床以外，连件像样的家 具都没有。家里惟一的家用电器是1990年左家兵41岁生日时亲戚凑钱买的12英寸黑白电视，也只有电视中港台电视剧传出的声音还透出一丝现代气息，但是屏幕上严重的雪花和图像扭曲使得剧中人物已很难辨清。“我的命好苦啊。”只要有亲戚邻居来看望，陆淑梅就会一把抓住别人的手，一边不断向每一个人重复哭诉着左家兵离家时的种种细节。

　　和外界对“千里背尸还乡”的争议不同，福龙村的村民更关心左家兵的死因。“好好一个人在福建龙岩干活死了，对方应该给个说法。”同村村民李先发觉得这里面疑问重重。

　　而对于背尸还乡，在这些依旧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眼中并无出奇之处。千年沿袭的土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世代生活在乡土社会的福龙村村民，他们都“天然地”能够理解李绍为的这次惊讶之举。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我们农民辛苦一辈子，最后就想买一口好棺材，回到熟悉的田地里。”44岁的当地村民左家喜说。虽然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实行火葬，但整个福龙村的生活比较传统，办丧事时民间习俗基本都是土葬，坟一般在村后荒凉的小山上，所以对耕地没有什么影响，村里和乡镇也不会来干涉。

　　福龙村党支部书记左云标告诉记者，福龙村532人主要有两大家族，一个姓左，一个姓吴，还有几户是水库移民杂姓。

　　记者在走访了福龙村20多位村民后，发现这些村民们都能理解和同情李绍为，对背尸还乡的行为持认同和赞成的态度，觉得惟一“欠妥”的地方就是李没有及时通知死者家属。

　　“李绍为人很纯朴，有责任心。”村支书左云标说，“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李绍为是凭良心办事。”“李绍为和左家兵关系比较好，他们有活都一起出去干的。”左家兵的邻居左家省说，“要是他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把他背回来，当然我要先通知他家里人。”

　　据说，在衡阳市委一次会议中，一位市委领导说李绍为背尸还乡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尽管他没有通过适当的正规渠道通知家属。

　　但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渐渐接受城市生活的观念。23岁的左云福——死者左家兵的儿子——并不拘泥于非得把父亲的尸体运回老家，“在城市里火化，这样处理比较妥当、方便。”左云福现在深圳一家玻璃钢装饰公司打工。

　　打工

　　提起左家兵，村里人不是摇头就是叹息。“左家兵是千户组最困难的一户，现在还是住的砖土结构老房子。”邻居左家省说，左家兵家本来准备今年3月要造房子，因为孩子都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龄，但现在这事肯定黄了。

　　现在农村里，农民光靠种田只能维持生存、解决温饱问题，年成不好时甚至还会亏本赔钱，所以每家每户都必须出去打工或做些生意，不然这个家肯定运转不起来。

　　据左云标介绍说，原来隶属于衡南县的岳屏镇福龙村现在划到衡阳市雁峰区，属于丘陵地带，人多地少。全村122户532人，共有430余亩地，人均只有8分地左右。以左家兵家为例，全家4口人近4亩地，一亩地早、晚两季水稻平均可产1500斤左右，2003年前粮食价格每斤0.37元，每亩收入500余元，除去每亩税费130元、农药化肥100多元、种子劳力100余元，再扣除其他杂项，最后每亩收入也就剩下100多元。

　　“2003年各种杂项税费特别多，例如当时每人要交纳的教育附加费就达69元，2002年开村民大会时，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当年种地每亩亏至少50元。”左云标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左家兵家生活更加困难，靠左家兵农闲时在外打些散工补贴家里，但也是杯水车薪。“左家兵属于那种比较老实巴交的类型，靠干体力活挣钱。”

　　2004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东环县修了两个月国道，没有拿到一分钱；2003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一个加油站附近，给人修房挑砖头，累死累活干四个多月只拿到300块钱。

　　妻子陆淑梅身体不好，因怕去医院花钱，只得“小病忍，大病熬”，每次熬不住时才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花点钱打吊针了事。

　　而左家兵的两个儿子都在读书时，本已很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离福龙村最近的车江镇中学有15里路，所以读中学必须住校，学费、住宿费再加上生活费每年需要3000元左右。2002年，深知家里状况的左云福读到初二，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先开始学了七八个月厨师，后到深圳去打工。2003年下半年，弟弟左云寿考上车江镇一中，因为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他也很快放弃上学的“奢侈”念头，去年辍学随哥哥去深圳打工。

　　对于福龙村的贫困，左云标分析说，福龙村在雁峰区算是比较差的，但是在整个衡阳市，则属于中间水平。福龙村主要地理位置偏僻，又没有什么资源，“离市区有18公里，交通不便。”仅有的一条宽5.3米、长10.5公里的砂石路，还是去年9月由市公路局投资14万元修的“村村通”工程。

　　在左云标记忆中，这是自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福龙村投入的惟一“大型公共工程”，当然村里通过“一事一议”每户还为这条公路集资75元。

　　在福龙村，除了种地，还有十几亩鱼塘，祖传的“养鱼苗”，“一年一亩能挣四五百块钱就很不错了”。眼下福龙村剩下的挣钱方式，只有出去打工了。

　　从1980年代末开始，衡阳就有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广东等地打工，现在打工已经成为像福龙村这样农村社会生活的常态。在福龙村，大概有30%的人出外打工，50%的人到衡阳市附近打工，像李绍为、左家兵这样的老年人大概占到5%。福龙村千户组30多户，户户有人出去打工，其中有9户打工、做生意混好后，搬到城里去，家里的田转给别人种了。

　　从2004年开始，福龙村的情况有了起色。“农业税改革后，以往最高达到180元的税费去年降到了40多元，听村支书说明年每亩只收10元左右，以后还要完全取消。”村民李先发心头一宽，现在粮价上涨到7角3分，“这样里外里算下来一亩地能挣到400-500元。”

　　农业税降低、粮价走高，给福龙村带来欣慰。但对于温饱之后的福龙村往何处走时，更多村民还是用出外打工来回答这个问题。

　　下葬

　　1月11日，左家兵终于在福龙村后山下葬，“入土为安”，他是村里为数极少的火化后埋葬的。劳苦一辈子的左家兵走时，给支离破碎的家庭留下一笔“巨额”债务，“本来我和妈妈商量不买棺材的，省些钱，可是妈坚持给爸买口棺材，送他最后一程。”左云福说，加上去广州处理父亲遗体以及过去陈年老债，他们家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万元。

　　但生活还得继续，左云福打算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妥当后，再和弟弟去深圳打工，左家兵一次出远门的劫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到大城市闯荡的信心，“爸爸去世后，照顾妈妈和还债的重担就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要去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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