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之将至　不容“等”而视之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1月6日凌晨0点，成都市区室外的温度达零摄氏度以下，但在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和锦江区妇产科医院这两家医院里，因为两个婴儿的同时出生，却显得有点热火朝天。记者手中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着，这一天，我国的“13亿人口日”到来了。

　　“13亿人口日”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人口问题的密集关注，中国似乎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人口基数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成都市60岁以上老人有152．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6％，这一数据超过了全国10％的平均水平。就全国来看，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4亿，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开始进入老年型。从2020年开始，中国更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2050年，中国将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而在2030年前，成都老年人将达到本市总人口的25％，比全国最高峰值提前20年。

　　很多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现状分析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据称，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60岁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以年均约3．2％的较快速度增长。

　　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成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轻松。

　　“我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将逐步体现出来。”1月7日上午，市老龄委常务副主任刘金明对记者说。他称，据最新的统计表明，目前整个成都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52．7万人，占总人口的14．6％，“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因为55岁退休的人没有统计在内，在成都购房居住而户口没有在成都的外地人口也没统计在内，这部分人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举例说，光都江堰一地，外来购房居住人群中的老年人就达8—10万。

　　而成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工作和定居，“老年人的递增速度也是惊人的。”刘金明告诉记者，据预测，2030年前，成都的老年人将达到总人口的25％，老年人口将使社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问题1

　　在解决养老问题上成都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当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之后，已有的约束还会有用吗？

　　1月7日中午，锦江区三圣乡一个普通的5口之家召开了一个临时的家庭会议，女主人杨丽霞对家人说，她准备拿出家里的部分积蓄为自己和丈夫购买社保，她的公公婆婆对此表示赞成。杨丽霞拉着5岁儿子的手对记者说，为购买社保，她和丈夫已经商量了很久，目的就是为了防老，“你想想，如果不买社保，我们老了靠儿子供养是非常不现实的，儿子这一代将面临沉重的供养任务，男女双方的父母、男女双方的爷爷奶奶，现在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说不定还有爷爷奶奶的父母！”

　　供养老人的开支是不能细算的，这是一笔沉重的开支。统计表明，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全国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000万，老年人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将可想而知。市老龄委常务副主任刘金明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告诉记者，就目前来看，我们的养老保障主要由3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家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主要是针对离退休人员；第二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三就是针对农村人群的传统的家庭养老。

　　刘金明说，就城市老年人而言，绝大多数享有养老保险，其养老问题不会体现出什么矛盾。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国家要为养老金拿出的补贴数额是惊人的，“国家拿出巨额资金来补贴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说。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将更为具体。刘金明告诉记者，在成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成都市委市政府就针对农村的养老问题积极作出了对策。从1990年开始，我市在农村施行《家庭养老协议书》和《敬老保证书》制度，一对新婚夫妇在办理结婚证时就要签订《家庭养老协议书》，保证自己要尽到赡养职责，“协议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一旦发生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事情，父母可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强制执行，让子女继续履行赡养义务。”相对于《家庭养老协议书》的《敬老保证书》则是从道德层面来约束的，刘金明说，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签订的协议书很好地解决了农村较为普遍的赡养纠纷，“成都在这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但再过20多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较严重的时期后，这样的约束还会有用吗？刘金明自己也无法肯定，“因为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将来出现一对夫妇供养4个父母或更多人时，即使签订了保证书，让子女供养那么多人好像也不现实。”他称，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还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

　　问题2

　　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但“人口红利”时间却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养老压力，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中国将形成一个劳力资源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但“人口红利”时间却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养老压力，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中，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国69．9％的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在身体不适或生病时，73．7％的人是由子女或孙子女来照顾；81％的高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16．7％的人或多或少需要他人帮助，5．1％需要完全依赖他人。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递进，这些数字将进一步增长。

　　除了单纯的供养外，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存在问题。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就更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首先是对消费的影响。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消费而言，在老龄化过程中，消费支出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老龄化社会，消费支出则呈现减少趋势。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其次是对储蓄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增加储蓄也会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这主要是由养老金制度的推广引起的。根据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减少等于投资减少，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强化个人储蓄养老，筹措养老基金，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再次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老龄劳动力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比青壮年要慢，对新兴产业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进步速度加快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更显不利。第四是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老年劳动力较难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这一系列的影响中，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将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问题3

　　30年后，我国劳动力将出现“断层”。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人口，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无法找到更多的工人来保障自己的生产，经济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2004年春节过后开始，大量民工撤离珠三角及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劳动力的撤离使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企业大量的订单无法完成，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本次劳动力的撤离导致的企业恐慌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经调查，引起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工资水平的低下，工资无法应对日益看涨的生活消费，民工在无奈之下只好返乡或另外寻找出路。

　　“在不缺劳动力的情况下，民工的撤离可以给一个地方的企业和区域经济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再过30年将是怎样的情景已不难预料。”相关专家对记者说。据专家介绍，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生育高峰期，但到2030年，这些人都已退休，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虽然正年富力强，但这部分人与老年人相比却少得可怜，届时，我国劳动力将出现“断层”———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人口，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无法找到更多的工人来保障自己的生产，经济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成都市老龄委常务副主任刘金明告诉记者，如今令不少大学生苦恼的事情就是就业，“如果从好的方面讲，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就业问题将得到根本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被动的，大量企业会因无法招到工人而限制自身的发展壮大。”

　　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到21世纪中叶时，我国将失去18％～35％的劳动力大军，其次，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加快。35年前，中国的儿童与老人的比例是6∶1。但35年后，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3％，远高于目前的11％。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的很多企业都还属于劳动密集型，需要大量的工人来从事生产劳动，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相对较少，一方面人口“断层”将促进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但另一方面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实现全面成功转型，这个难度却非常大。

　　应对措施

　　专家认为，应对挑战，就是要赶在严重老龄化到来之前，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

　　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才出现人口老龄化不同，我国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那么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应怎样改革和完善，才能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

　　专家认为，应对挑战，就是要赶在严重老龄化到来之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用大保障的思路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大保障体系可以分为如下六个层次：自我保障层次、政府负责层次、责任分担层次、单位负责层次、市场提供层次、其他层次。在老年保障体系中，每一个层次既包含着经济保障，也包含着服务保障的内容（家庭保障还包含着情感满足）。

　　人口老龄化对人口资源的影响又如何解决呢？专家认为，人口老龄化在宏观和主导方面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老年人口不是纯消费者，他们中间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还应该看到，知识经济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者智力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健康状况逐步改善，老年劳动力也将对经济发展作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因此，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将成为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不利影响的重要课题。本期策划日报调查工作室撰文邓晓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