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第二代的尴尬城市生活

　　目前，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差不多有1亿。保守估计，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到7％之间，这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面对着繁华的城市，他们只能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城市考学，没有足够的零用钱……

　　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是制度把他们排挤到城市的边缘。确切地说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

　　20岁的万龙：这个城市跟我无关

　　万龙以卖鱼送货为生。和鱼腥味一起飘来的，是他压抑不住的烦躁。他每天清晨6点30分起床，骑车进货。中午1个小时，骑车给餐厅送鱼。下午4点半到7点，继续骑车给餐厅送货。

　　10年前，万龙的父母瞅着家里的3亩田地年收入还不足1000元，便两手空空地从安徽无为县来北京打拼。开始时卖菜，后来扫大街，有了鱼摊才逐步稳定下来。4年前，万龙没有考上县城高中，便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起初，他特别兴奋。“每天清晨6点钟就起床，总是第一个来到市场。中午也不休息，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就懒了下来，心也随之烦躁不安。

　　万龙说他想换个城市，“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连鱼摊都是父母的。在北京我就像一个捡破烂的。”现在鱼摊每个月净赚2000多元。父母没有过高期望，只希望他能留在身边踏实地卖鱼，赚钱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小两口再出来打工。然而，他对未来是茫然的。

　　6岁的燕燕：上不起幼儿园自杀

　　曼曼的家住在距南京市区15公里的燕子矶笆斗山，离长江几十米远。她的父亲来南京打工20年了，以在长江边上挖野菜卖为生，一天挣十几元钱。

　　2004年3月的一天，6岁的妹妹燕燕死于上吊自杀。那个中午，父母不在家，曼曼、燕燕，还有4岁的弟弟猫猫躲在家里玩。

　　干完活后曼曼练习写字，燕燕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她爬上洗衣机，眺望对面的幼儿园。燕燕喜欢上学，几天前，燕燕就和父母闹着要上幼儿园。母亲说：“我们家穷，上不起幼儿园。”“她突然叫了我一声，‘姐，王林也在幼儿园里面呢，他在做游戏。’王林是和爸爸一起来南京打工的老乡的儿子。”曼曼回忆，燕燕好像使劲地对着幼儿园的窗户叫了几声，但是对面的窗户是紧闭着的，他听不见。

　　邻居们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8岁的曼曼把手放在妹妹的鼻孔下，感觉没气了，吓得跪下拼命磕头，“快救救妹妹啊！”

　　12岁的娇娇：城里上学很识趣

　　娇娇出生第二年就跟随打工的父母进入北京，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离开家乡10年，娇娇总共才回去过3次。她不愿意回老家。

　　“我，算城市人吧。在北京这么长时间了。回老家，人家都说，从北京回来的。”娇娇不无骄傲地说。

　　她的父母在菜市场卖鱼。娇娇是在菜市场玩大的。娇娇原来在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丰台区总校，去年9月1日学校被勒令拆掉了。由此，她进了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

　　娇娇不仅要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平复不时冒出来的“对立”。以前在打工子弟学校，一到下课时间，娇娇就和一帮同学疯打疯闹。这边，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娇娇参加，娇娇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要么一个人去玩体育器材。

　　“希望将来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在有办公室的地方上班，受人爱戴。反正就是和其他北京人一样过着生活。”这就是娇娇的理想。

　　（摘自《南方周末》文/师欣沈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