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民工感慨：我们建造城市，但城市离我们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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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定州县城，红红火火的“年”味儿扑面而来，进城的农民用自行车载着各种各样的年货正往家里赶。路上，不时有村里的集市出现在公路边，对联、年画、糖果等都摆了出来，让人平添几分过年的兴奋。

　　定州是民工外出务工的大县，此时此刻，那些从城市里回到家的民工，又在做什么？记者走进定州几个很普通的村镇，体验了他们春节前夕的种种生活情态。

　　在城市，他们都被称为农民工，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才是主人。忙活了一年，不论拿到了工资，还是没有拿到工资，他们都在努力地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准备着。

　　“不管怎样，都要过年”

　　1月27日，阴历腊月十八，记者走进定州市开元镇小油村曹新利家。曹新利正在做木工活，打算年前将已经破旧的大门换下来，过个“新”年。

　　38岁的曹新利是一个木工，这些年来，依靠在外做装修、建楼房等木工活，支撑着家里的各种消费。刚刚10天前，曹新利从涿州打工回来。“这次还行，干了不到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都拿到手了。”曹新利说，这些钱应该够春节期间消费了。

　　曹新利常年在外务工，大多数时候都能拿到工资。但是每年挣的钱，也只能满足包括孩子上学在内的各项家庭开支，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家里不会有积蓄。“只能是养家，不可能富家。”

　　该村戴宝平30多年的外出打工经历也验证了这句话：“还有生产队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外做木工活，那时候一天就挣两块多钱。这些年，家里不缺零花钱，但儿子结婚、盖房子这等大事，得借点外债才能过去。”现年55岁的戴宝平回忆起这些年的“木匠”经历，颇有一番感慨。

　　“不管发生了什么，年是要过的！”不久前从北京打工回来的刘永杰对记者说，忙忙活活一年，过年可不能马虎，尽量想些美好的事情，“日子还长着呢！”

　　“谁没有被拖欠过？”

　　刘永杰是定州开元镇孔庄子村人。“谁没有被拖欠过？”记者一提到“欠薪”，他马上这样说。

　　刘永杰告诉记者，2004年春天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干活后，50多个民工为了要回5万多元的工资，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站在那家建筑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外，不仅招来很多记者，也惊动了多个级别的劳动监察和公安部门，最终拿到了工资。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大好，但我们又能怎样呢？”刘永杰说，打工十几年来，有好几次的工资都没能要回来，时间长了也就懒得要了，虽然家里十分需要那笔钱。

　　三天前，曹新利与同伴们还在北京大兴一带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包工头从公司领了民工工资后跑了。曹新利与数十名民工一起在北京待了三天，没有拿到钱，“待下去也不能解决问题，每天都要花钱，只好回家等以后慢慢要吧。”曹说，现在他打工，尽量选择能够拿到钱的工地，但还是防不胜防。

　　由于民工工资很多时候是一次性支付的，要不到钱，就意味着一年的劳动打了水漂，“自己辛苦不说，老婆孩子也会因为主要劳动力不在家而受不少苦，更主要的是一家人的开销没了着落。”刘永杰感觉坑害民工的人，可以说是“缺乏人性”。

　　“农村才是我们的家”

　　35岁的刘永杰，有着十几年在外打工的经历，去过很多城市，也算“走南闯北”，但对每一个城市他都没有“感觉”。他认为，“城市离我们太遥远了，只有农村的家才属于自己。”

　　刘永杰说，20岁以前出去打工时，每天完工后，还有可能洗一洗，换换衣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转转，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氛围，也是那时候知道了城市里的很多东西。“现在就不一样了，有时间我会选择与人们下象棋，或睡大觉。”

　　他认为，城市离他们这些打工者很远，“农村才是我们的家”，在城市里惟一的企盼就是尽力干活，到时候能装着工资回家比什么都强。

　　但是在城市里，也有让刘永杰感到自豪的事情，每当走到曾经参与建造过的大楼，总会说一声“这座大楼这么气势，想当初还有我的贡献呢！”

　　同样是民工的曹新平说，在外打工比在家里累多了，能够坚持就是为了挣点养家的钱，对城市没有任何其他奢望，什么工伤、保险、福利，都没有想过，自己平平安安地干活就行了。

　　“民工的工资好要了”

　　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感觉城市里“越来越重视民工工资问题”了，他们感觉今年要钱相对容易，原因是有关部门对建筑企业和劳务公司的管理更多了。

　　刘永杰说，他外出打工这么多年，以前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劳动法》、《劳动监察条例》，遭遇欠薪之后，也没有想过通过什么部门，总感觉那些“衙门”很不好进，没人会管一个农民打工者的事。去年春天的“讨薪”过后，他开始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曹新利也说，他们不仅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包工头欠薪，还投诉建筑单位用无资质的劳务公司。曹也看到了，正是这些不合规则的层层转包造成了他们不能拿到工资。

　　傍晚5时左右，记者驱车从定州赶往报社的路上，看到那些从早上就开始的集市还没有散去。看来，春节真得很近了，在外务工的民工，该回家了！

　　本报记者：刘丽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