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来汕头都市报求助述说患病后内心世界

　　核心提示

　　汕头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告诉记者，汕头也有艾滋病人，然而媒体几乎不可能接近他们。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圈子是非常隐秘的，病人往往不愿意让别人知晓他们的真实状况，因为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在承受身体痛苦的同时，再承受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压力。而事实上，他们比健康人更加迫切地需要关爱。

　　虽然艾滋病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名称今天已经家喻户晓，然而，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以后，在生理上、心理上面临什么样的折磨？最需要人们给予什么帮助？普通人对此仍知之甚少。2月6日，距离鸡年春节仅3天，一个艾滋病人走进了汕头都市报采访部———

　　夫妻卖血双双染艾滋

　　肤色黝黑、略有些背驼的W距离记者半米就站定，听到连声“请坐”时，他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而后方才缓慢坐下，看得出他平时已经习惯了拘谨。W用骨节粗大的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和另外一张红色证件。虽然记者早已有心理准备，并与W握了手，但当看到红色卡片上赫然写着的“艾滋病人员证明”时，仍然不由地心中感到一震。

　　“我是河南人，这病是‘血头’让卖血得上的……”W并不愿重提自己的往事，只是连连说，“这个事实接受不了，当初的确接受不了，可是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慢慢地聊开家常，W的话匣子渐渐打开。

　　从W断断续续的描述中，记者得悉他确诊患艾滋病已有4年。他说，大概从1993年起，村里的人由于生活压力，很多人听信了“血头”的怂恿，在他们的组织下去卖血。那时候，县里还专门建了一个血站。看着村里有些人去卖血拿了钱，W夫妇也动心了，夫妻俩先后去卖血。他说，血站并不是要血液的全部，而只是提取血液里的血浆。每次卖血都会被抽出800毫升的血液，提取出大约300毫升的血浆之后，剩下的500毫升血液仍输回体内。“这样一次就能拿45到50元。身体好的人一天能卖两次，像我这种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一个星期也就两三次。”就这样，W说自己前前后后总共卖了20余次血。

　　大约是1994年，W的临近县———上蔡县被查出艾滋病泛滥之后，“上面”开始进行大范围检查，检查地区当然包括他家所在的新蔡县。W夫妇在这次大检查当中，双双被确认为艾滋病感染者。他说，几乎所有去卖血的人都未能幸免。

　　得这病最怕伤风感冒

　　来到汕头，W租住在城郊某村一间别人退租的小平房里，月租才40元。每天，他都会到村头面食店买上一块钱的馒头———4个，“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就是一顿。”北方人爱吃面食，他说自己有时候有点儿馋了，就上小店买几包泡面吃。加上房租，生活开销每天不会花过10元钱。

　　对W来说，抽烟是唯一“奢侈”的享受了。采访的当儿，记者请他抽烟他并没有拒绝，还掏出自己的烟抽。“买不起贵的，就芙蓉烟，两块钱一包。”他说自己的烟瘾不小，每天大概要抽上一包，“得了这个病最怕伤风感冒，现在抽烟还有个用处，要是抽不出味儿了，自己就知道快要感冒了。”

　　W说，患了艾滋病之后体质一点点变虚，他现在已经很难干体力活了。之所以开后三轮摩托载客也是因为这份“工”力所能及。“患了这个病受不了劳累，一使力气就气喘吁吁，连爬楼梯来你们这儿三楼都觉着累。平时最害怕着凉吹风，医生说一感冒就要起连锁反应！所以我干不了重活，还怕出汗引发感冒。”W说，来汕头这几个月，虽然南方的天气比北方温和了许多，但他还是感冒了几次，每次都得打吊针。吃药当然比较便宜，他也想省钱，可是每次感冒都会发高烧，非打吊针压不下烧来。交谈间记者留意到他右手背上有两个高起的鼓疱，他说那就是打吊针留下的痕迹。

　　记者谨慎地斟酌字眼问他今后怎么打算，W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之前他已经千万次地在心里拷问过自己，他没有回避。“我想开了。我老婆读到初中，她想得比我复杂。这种病最痛苦的是到后来。我们村里卖血的已经有20几个‘走’了，最后吃不进东西，人瘦得不成人形，内脏器官都坏了……但精神状态好，医生说对抗病会有帮助。我现在就是把一天当作一天，每天做自己该做的事，赚点钱帮助家里、孩子，尽到责任。想太多也没用，你说是不是？”

　　话题没有继续延伸下去。可是，说着说着其它的事，W的一句话突然让记者的心悸颤了起来。“我每天睡觉努力地不去想事，可是经常半宿半宿地醒着，睡不了！”

　　“在这里我是第一次说出来”

　　即使在W老家所在的重灾区里，人们对艾滋病这三个字也很忌讳。W说后来村里来了医疗队作深入宣传，才解除了村民谈艾色变的恐慌情绪。作为受害者，他很关心自己的病，文化底子很薄的他现在非常清楚艾滋病是通过血液、性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的，平常与人握手以及同吃同住都不会传染他人。“但是，我不会跟别人说自己得了这种病。”他说得极坚决。

　　来汕头这么一段时间里，W从没告诉过别人自己有艾滋病，“最亲的老乡也是邻县的，都不知情！要是他们知道了，我不敢想像后果。”他说，自己患病后，知情的村民甚至亲戚的态度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唯恐避之不及。他本不是个爱串门的人，到后来跟别人家几乎没有走动。偶尔去亲戚家，亲戚明不说嫌弃，可吃饭时让他单独吃，还准备了一副“专用”的碗具，让他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慢慢地也就断了来往。他的两个女儿在乡中学读书，也丝毫不敢让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要是知道了谁还会跟她们玩啊？”

　　W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中清楚了解艾滋病的“杀伤力”，因此，他对自己的病缄口不语，即使是到医药店打点滴，他也谎称自己只是患感冒，向医护人员隐瞒真实病情。小药店的医生熟悉了他，总感到不解：“你的感冒咋老是这么难治啊？”

　　但来到汕头都市报编辑部，W亮出了自己贴身藏着的红色小卡片。他对记者说：“在汕头，我这是第一次跟别人说。”

　　“家当”被劫W苦捱着过大年

　　W是为求助而来的。他说，自己的老家比较穷，打工钱也较少，去年8月，他在老乡的介绍下，只身来到汕头，想来繁荣的南方城市多赚点钱养家糊口。“事情想开了就是还要生活，我也不想给政府和别人添麻烦。可是我才读过一年半的书，现在又已40出头，能找到什么工作呢？走了很多地方，就算没病别人都不要啊。”

　　政府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检测，当时，他刚到县里的卫生院体检完不久。卡片上记载着体检日期是去年8月份，有效期至今年5月。在汕头找不着活儿干，老乡眼看这也不是办法，就给他凑了1000元，买了一辆后三轮摩托车。从那天起，W每天就骑着一辆无牌照的“黑车”上街载客。城区抓“黑三轮”抓得严，他就起早贪黑地在城郊跑。“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赚个30来块，差的时候也就10来块。”他说，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除去自己的日常开销，他把1000元的买车钱还清了，并给家里寄了500元———这也是他前来求助之前唯一一次寄钱回家。

　　W很想给家里多寄点儿钱。他上有七旬老父，下有两女儿一儿子，还有同样身患艾滋病的妻子。自从和妻子两人得了这个病，W没少跟亲友借钱，现在身上还背了不少债。当记者问起孩子读书的情况时，他的眼中稍稍现出了光采。“大女儿今年16岁，小女儿14岁，儿子12岁，两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读书还行，时常有个八九十分吧！”然而说到经济负担，他的神色转瞬又暗淡了下来。W说，他家的5亩地现在只能雇人种，种下的小麦玉米没怎么卖，主要留着家里吃，买化肥买种子一年下来少说也要500元。不幸的是，去年大女儿和小儿子还相继感染了乙肝病毒。

　　“家里没钱就没给娃们治病。还有愁的就是学费，放了假3个娃下学期的620元也快交了。”说到这里W的声音有点哽咽，“我现在的确在想，娃生多了不好，病了都缺钱医，对不起他们……”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W可能还会满足地打着这份辛苦、但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的“黑工”，还会继续深藏自己的秘密。可是，就在鸡年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一直苦撑苦捱的他感到绝望了。

　　2月2日下午，3个30岁左右的男子上了W的“后三轮”，让他拉到华新城。当车子走到一个偏僻处时，3个男子喝住他，让他“乖乖”下车走人。“当时瞅着他们，我都傻了，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车开走。”W既悲愤又极其无奈地说：“我身体这么弱，连握个拳头都难，甭说一打仨，就是一对一也会连命都搭上啊！”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家人让他回家过年，他说回不了，也不敢说出丢车的事。挂断电话他就哭了。“我本来没打算回家，想趁着过年生意好，多跑一点多赚几个钱。可现在连吃饭都要向老乡借钱了……”赖以谋生的“家当”被劫后，W又感冒了。

　　他终于听从了一位同情他的湖南“邻居”的建议，想通过汕头都市报向社会求助。见面时他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灰褐色外套和老式的深蓝色布裤。他说来汕头后自己没买过新衣裳，衣服都是家里带来的。年关虽近，W的感觉却很茫然：“要是我一个人无所谓，多花个十几块钱吃顿好的就当过年了。要有法子我不会去麻烦别人，可是现在……”

　　W的沉默令谈话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重。他感激万分地拿着编辑部给他的一点补助告辞时，掩饰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W的春节是在汕头过的。昨天，记者再次拨通了他的手机，他在电话里说，节日期间他身体一直不好，除了看医生基本就是“闷”在家里。天气冷暖多变令他非常怕出门。而仅有的补助他只留了100元过年，其余都寄回了家里。他说，如果有可能，他还会努力筹钱去买一部“黑车”开，除此之外，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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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即“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简称，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后引起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

　　据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去年11月2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经达到3940万，预计当年有310万人死于艾滋病。而自1985年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后，截至去年4月，全国已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患者8万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W的家乡———豫东南地区许多农民在“血头”的怂恿下，以“卖血致富”为生。有偿献血人员感染艾滋病，除了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外，其中血球回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由于采集量很大，血球处理成了难题。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下”血站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感染艾滋病的献血者在各个血站快速流动，使得艾滋病在中原地区迅速传播，两年之内造成几十万HIV感染者。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炯勇 实习生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