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玉女》作者为张献忠翻案

　　提起位于渝中区中华路的“杨柳街”，老重庆的心里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情愫——因为“杨柳街”的建筑风格完整地保存了重庆原住民的人居形态。虽然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大批外省人迁入重庆，改变了巴渝古城原有的人口构成，但“杨柳街”的故事仍被重庆人一代一代地口口相传，直到今天……

　　他为张献忠翻案

　　2005年伊始，一篇以张献忠入川为背景、以杨柳街的传说为主线的长篇历史小说《巴国玉女》，在本市一家媒体上开始连载以来，立即引发了市内文化界的一场讨论。“说到巴人，人们总会想到巴蔓子，但是，巴蔓子常常被人误读为不守信用；因此，杨柳街女子玉贞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巴人的性格。”有人这样评论。

　　春节前夕，记者拨通《巴国玉女》的作者——重庆雾都夜话文艺创作室主任章创生的电话时，他正在位于枇杷山的文史图书馆查资料。对巴文化的浓厚兴趣，促使他正准备将《巴国玉女》扩充为一部浓缩一段时期巴人风情的时代画卷。

　　杨柳街的

　　不灭记忆

　　谈及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章创生说得益于重庆人民对“杨柳街”传说的熟悉。

　　章创生最早听父亲讲起“杨柳街”故事时只有8岁，“记得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市中区玩。路过中华路时，他指着那片鳞次栉比的瓦房对我说，这地方以前叫杨柳街，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故事得从明末清初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重庆说起。当时杀得性起的张献忠扬言要杀尽四川人，于是重庆人纷纷拖家带口四处逃离。有一天，在逃难的人群中，张献忠看到一位肩上背着大男孩手中牵着幼女的少妇，很是奇怪，便差人唤来盘问，才知大男孩乃是少妇故人所托、幼女才是少妇所生。少妇因怕辜负于人，故肩负大的而手牵小的。张献忠听后很是感动，告之妇人以杨柳枝插于自家门上为记，保证不会被起义军所扰。

　　少妇回家后，将此约定告诉了自己的街坊邻居，于是乎那条街上家家户户门前都插起了杨柳枝，整条街的居民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杨柳街”由此得名。

　　回忆起初听这个故事时的感受，章创生至今仍然十分激动：“虽然我当时很小，但是故事中那个圣母般的女子形象却深深地烙在脑海中，震撼着我，使我钦敬神往。我相信她也感动着许许多多同我一样的人。”

　　从那时起，章创生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植下了那个妇人的印象，让他矢志不渝地从少年到中年坚持不断地翻阅史料去追寻那个年代曾经的风起云涌、找寻那个妇人与“杨柳街”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张献忠

　　非嗜血屠夫

　　在徜徉于史籍的过程中，章创生渐渐发现史实中的张献忠其实并不像传闻中那般只是一个嗜血尚武的鲁莽之人，而是熟读《孙子兵法》、用兵出神入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同时还从一些史料中发现了张献忠极其人性化的一面：比如有一次张献忠带领部下搜寻一个明兵，偶然发现该明兵家中老母卧病在床，于是张献忠赦免了这名明兵的死罪。

　　关于这样的记载，在章创生大量翻阅的史籍中虽然仅有两三处，但是章创生大胆地将张献忠的人性与幼时所听过的“杨柳街”故事结合起来，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个新的“杨柳街故事”的框架来。

　　谈到自己创作《巴国玉女》的动机，章创生说，想为张献忠“翻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明清以来，中国民间形成一个定论：四川地区人口锐减就是因为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攻入四川“杀尽川人”造成的，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甚至一些专家也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章创生找到了四川省社科院1980年举行的“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的有关资料。那次会上有关史学工作者和专家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并不能归咎于张献忠。

　　因为，第一，明末清初时期，战乱频仍：有明对清的战争、明剿农民军战争、明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斗争及清剿农民军、剿明余党的斗争……这些战争的大量征兵，使四川地区的青壮劳力流失于战场，这是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明末清初时期，四川地区的天灾人祸颇多，仅大旱灾就有三次，还有流行一时的“马蹄疫”、水灾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第三，活跃于四川一带的“姚黄”流寇，对民众的杀戮和滋扰，导致民不聊生。

　　而相比以上三条原因，张献忠在川仅有两年时间，又忙着建立“大西”政权，岂会对普通百姓大动干戈？所以，专家们得出结论：群众中流传的张献忠“剿四川”这一说法是有悖于史实的。

　　但是，把关于张献忠的研究资料整理成论文公诸于世吗？这样又有几个人会去看？最生动、最吸引人的形式显然是文学作品了，何不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出一个真实的张献忠呢？

　　重庆美女

　　之沿革

　　故事的大致框架是早就有了的，但是该如何动笔写呢？为此章创生煞费苦心、茶饭不思。在念大学时专修外国文学的章创生，从浩若星空的世界文学名著中，结识了众多因美丽善良而流芳百世的女子，如美丽绝伦的海伦(《荷马史诗》)、性感善美的爱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高雅深情的简爱(《简爱》)、红尘中的纯情女郎茶花女(《茶花女》)……然而在章创生的心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他童年时代就认定的那个女子——她的正义、她的勤劳、她的大智大勇、她的善心仁德是别的女子永不能媲美的！

　　除了心目中那个作为“真善美”化身的“杨柳街”女子，章创生也为现时重庆女子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及其性格美、道德美而自豪。每当听到外地朋友赞美重庆女子美丽大方、豪爽大气时，章创生总是深感骄傲。同时，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重庆女子之美固然有吸山水之灵气的原因，那另一方面，重庆女子的性格养成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之不可考，可是明末清初时期“杨柳街”女子是不是古时重庆女子之美的一个典型代表呢？

　　这一发现让章创生欣喜不已，也促使他不遗余力地要继续探究“杨柳街”女子与现代重庆女子之美的沿革过程。

　　可是由于工作繁忙，章创生很少能有长时间的思考，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4年8月。当年8月至9月章创生参加了文化部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组织的“重庆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研修班”学习。借这个机会，他渐渐淡出了在《雾都夜话》的工作，决定潜心投入构思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巴国玉女》的创作。

　　重庆不只有

　　麻辣烫

　　《巴国玉女》在报章上连载后，引发了评论界的一场讨论，有人认为，《巴国玉女》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以巴文化为根基的本土小说。面对记者，章创生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相反地，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忧患来。

　　问及淡出《雾者夜话》的原因，章创生叹了一口气：“从2001年进入《雾都夜话》以来，这个栏目一直遵循着一个固有的创作模式和文化定位。几年下来，人难免有些机械了、厌倦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尝试做一些突破。”

　　在《雾都夜话》时，章创生就曾有意识创作了一些歌颂女性的题材，如《杜鹃花开》、《我和丈夫》、《陪读母亲》等，以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为主人公，弘扬女性的美德，同时也借这些作品来唤起现今在很多女性身上已消失的传统和良知。

　　谈到目前重庆文艺作品创作的局限性，章创生很无奈。“肤浅、浮躁是重庆文艺界普遍存在的现象。重庆的目标是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我们的经济是上去了，可是文化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外界对我们重庆的认识多是“梅老坎”、“傻儿师长”，“方脑壳”和形形色色的“麻辣形象”，我们为什么不能塑造一些高雅一点的文化形象呢？当然“麻辣形象”也是重庆生活中的人物，也有它的观众市场，但它不因该成为重庆文化的主流，亦不能成为已经崛起的新重庆的形象代表。”章创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