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茶厂穆桂英

　　当年茶厂穆桂英

　　昨天上午，读者叶建明来电：我今年42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母亲叫滕爱花，今年74岁，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在杭州茶厂工作，当时同事都叫她月珍。“母亲个子较高，力气较大，当时茶叶用麻袋装，她能扛三四袋。因为这个，她后来还被杭州市评为先进生产者，当时茶厂同事叫她‘穆桂英’。”

　　1949年4月，滕爱花18岁，进了杭州四宜路上的汪裕泰茶厂，做了拣茶工。第二年，汪裕泰茶厂并入了杭州第一制茶厂，搬到水陆寺巷，厂里设备也多了起来；到了1953年，杭州第一制茶厂又并入杭州茶厂。

　　“在一个墙门里，是一间很大的开间，用布帘隔开，300多位女工坐在里面，一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滕爱花记忆力很好，讲起50多年前的往事，有条不紊。

　　滕爱花说，毛茶摘下来，用布袋装进厂后，第一道工序就是炒潮；然后，投入长滚筒里烤热；第三步是踏茶，一盆盆的茶叶倒在木板上，男技工穿特制布鞋，小心翼翼地将茶叶踩匀；第四步才是大锅热炒———炒熟后的茶叶，茶梗自然脱落，然后，用筛子筛选，分出等级。

　　滕爱花的主要工作，是挑选茶梗。“一条长木板，面对面坐着8个女工，埋头挑选。一天做下来，鼻孔里全是蜡黄的茶灰，眉毛上沾满茶梗。

　　“挑出的茶梗也不能浪费，既可泡茶喝，也有妇女拿来当耳环一样戴着。”

　　筛选后的茶叶，装进垫着锡箔纸的木箱内，一箱箱叠起来，最高叠到5箱，高过人头。滕爱花个子高，力气大，还要负责搬箱。

　　“每箱八九十斤重，楼上楼下来回跑，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背300箱。”当年超负荷的劳动量，滕爱花至今还留有后遗症，“现在，我的右手举高了，不能用力，否则很痛。”

　　精制的一级花茶，包装前也有名堂———“新鲜白兰花或者茉莉花摘来，取下花心，散落的花瓣抛在茶叶上，过一两天，喷香。”滕爱花说。

　　茶制好后，打包成箱，每月两趟用火车皮拉到国外。滕爱花说，当时还有一种珠茶———茶叶卷起来，像珍珠一样，既漂亮也耐泡，是外销的主要品种。“不过听说，外国人不是泡来喝的，而是像点心那样，有客人来，装进盘子摆上桌。”

　　制茶旺季 竞赛高潮

　　每年6月到10月，是制茶旺季，也是劳动竞赛的高潮。产量高、质量好的小组获了奖，奖品一般是脸盆、毛巾、牙刷之类———在滕爱花的回忆中，获胜小组的奖励多是物品，并没有像戴先生老丈人那本日记簿中记载的那样是奖金。

　　1953年，茶厂评了3个先进生产者，21岁的滕爱花榜上有名；另外两位都是男的，一位是炒茶技工，另一位是勤杂工。当年获奖的情形，滕爱花至今记忆深刻，“工会小车开到厂门口，接我们到省人民大会堂去发奖，一路雄赳赳、气昂昂，非常自豪。”

　　一年后，绍兴新建茶叶分厂，滕爱花被借调过去。三年后，滕爱花回杭自谋职业，与茶厂的因缘就此结束。今年75岁的谢丰镐老人，也有一段茶厂的回忆。195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21岁的谢丰镐被分配到杭州第一制茶厂，和滕爱花做了同事。

　　谢丰镐回忆，当时，浙江省茶叶公司下面有三个茶厂———一厂在水陆寺巷；二厂在解放路和环城东路交叉口的大树旁边；三厂在菜市桥附近的东街路。

　　“1953年8月15日，凯旋路杭州第四茶厂建成，同时，一、二、三厂并入，统称杭州茶厂。”

　　1952年，谢丰镐调入省公司生产企业管理科，当年，公司有5幢办公楼。“快报上登的1952年8月，获得劳动竞赛优胜奖的陈永潮和任瑞耆，我都认识，当年他们在隔壁楼里。”

　　后来，谢丰镐调入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和茶叶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直到1992年退休。

　　(记者殷志艳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