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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撩开“大十面”面纱(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19日11:22 沈阳晚报
专家撩开“大十面”面纱(图)
  春节期间,中心庙对外开放,沈阳故宫内游人如织。一句在沈阳流传了几百年的老话,又挂在人们的嘴边:“不到城里见不到‘大世面’!”于是,以往人们进城,必须首先见见这“大世面”。其实,这“大世面”俗称“大十面”,如今保存在沈阳故宫院内。一时间,围绕“大十面”身世、出处以及与中心庙关系等话题,再次被游人们“炒”得沸沸扬扬。2月18日,记者采访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专家学者,揭开了“大十面”的神秘面纱。

  “大十面”是盛京古城中心坐标?

  据有关专家介绍,“大十面”学名“石经幢”,现存沈阳故宫大政殿院内西南角,为八面石柱形,由天盖、幢身、幢座三部分组成,全高2.1米。天盖上的顶部早已无存;天盖为八角亭檐式,上为瓦垄纹饰,下为檐枋;转角处为一斗二拱的斗拱形制;幢身八面,每面竖刻阴文五六行不等,共有577个文字,但大部分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幢座八面,各有力士凫兽浮雕像。因其八面加上顶、底座,故人们俗称“大十面”,后来谐音“大世面”。经幢是寺庙中的构件,作用相当于石碑,雕刻启请文、咒文、佛号等,并记载寺庙建筑年代等事宜。

  70多岁的“老沈阳”殷铨老人介绍说,听老一辈讲,老早年时,“大十面”矗立在如今的中心庙位置上,即沈阳方城的中心点、中心坐标。“大十面”能够起到镇妖避邪、消病去灾的神奇作用,相当于孙悟空“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的威力。于是,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五行八作、市民百姓,都要礼拜“大十面”。后来兴建了中心庙,才把“大十面”挪走。殷铨老人在东华门附近看到过“大十面”。

  沈河区的老户、79岁的白大爷,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小时候,就看见“大十面”戳在故宫东华门路南,谁打那经过都要顺手摸两下,把“大十面”摸得锃亮。他19岁那年,一辆惊了辕马的篷车,狂奔着从东向西冲向东华门,当时门内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情况十分危急。可是,当惊马冲到“大十面”跟前时,却奇迹般地突然站住了,避免了一次伤亡事故。车老板跳下车,冲着“大十面”直磕头。

  中心庙为盛京古城中心坐标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史学家佟悦介绍,在沈阳地区现存的几十座庙宇中,最小而地位又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沈阳故宫大政殿北的中心庙。别看它只有一间“庙堂”,却是明清沈阳古城的中心标志,而且与沈阳古城的规划,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心庙建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它自明代就已存在,却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如今在沈阳北塔碑林中,还保存着一块原立于庙中的《重修中心庙碑记》,以为佐证。据碑中记载,当时中心庙占地不过半亩,主持人刘维性原在城隍庙供职,由于家住在中心庙东侧,他便将中心庙作为自家“私院”,供奉起关老爷。此后,他的后人便把香火代代传承下来。

  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沈阳卫指挥使闵忠主持,在辽、金、元旧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沈阳城,四面城墙各开一城门,对应两门之间的,即是城内的主要大街,形成了“十字街”格局,而中心庙就坐落在两条大街交叉路口的东北临街处,成为城内的中心坐标。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后,清太祖努尔哈赤沿南北走向的通天街,建起汗宫、大政殿和十王亭等建筑。清崇德二年(1637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古城辟为八城门、“井字街”后,中心庙仍为盛京古城的中心坐标。“大十面”究竟诞生于哪个年代?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九年(1829年),何汝霖所见“大十面”矗立在沈阳故宫前东华门南侧。建国初期,“大十面”仍然立于该处,这与殷铨老人、白大爷年轻时所见相同。1952年,文物部门将其存于沈阳故宫院内保存,作为研究、鉴赏沈阳地方史和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大十面”的建造年代,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最早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日本内藤虎次郎误认为唐代遗物。1934年,日本人园田一龟批驳了内藤氏的观点。根据“大十面”所刻经咒时代特点,以及石幢的艺术造型,沈阳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考证后发现,“大十面”上单刻咒与佛号,无经而有启请,完全符合五代宋初,乃至辽金时期经幢雕写的经咒特点。另外,《朝阳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塔》石经幢启请文中的“长舌相遍三千恒沙”、“九十九纪世尊”、“八部龙天”等,与“大十面”上字迹相比较,在行文和语词风格上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大十面”与朝阳经幢为同一时期遗物。此外,朝阳石幢有“临海军节度副使夫人宋氏”等字。临海军是辽代建置,设在锦州。以此可证明,朝阳石幢为辽代遗物。再者,朝阳石幢上有“明”字的讳写,应是避辽景宗之讳。于是,可以肯定朝阳石幢是辽景宗,或景宗之后的遗物;那么,沈阳故宫里的“大十面”,也当为同期遗物。

  “大十面”与城北白塔有关?

  从辽景宗到辽末,经过了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四朝,经历了150多年,“大十面”究竟应该确定在哪个时期?专家学者们另辟蹊径,从“大十面”时代特点的另一个侧面,即所采用的译本上去探求、考证。经过研究,专家学者们得出结论:唐朝在代宗以后,石经幢所刻陀罗尼咒不单单是不空译本,而且还有其他译本。但是,据《金石萃编》收录的唐、五代、宋各朝石经幢所刻的陀罗尼咒,都不刻记译本的译者。

  专家学者们发现,《金石萃编》所录辽代大康、寿昌时期的三座石经幢,都刻译者为“不空”。大康、寿昌是辽道宗的年号,道宗时期奉佛之风极盛,石经幢采用“不空”译本,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大十面”采用“不空”译本,正说明了它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此外,“大十面”的艺术造型具有辽代末期的时代特征,与辽代乾统九年林东昭前庙石经幢、辽金时期金州永庆寺石经幢的形制基本一致。“大十面”与辽代乾统九年林东昭前庙石经幢、辽金时期金州永庆寺石经幢,都是由天盖、幢身、幢座三部分组成的单体一层石经幢,而有别于辽末以前的两层或多层塔式的石经幢。三石经幢的天盖都是亭檐式,上刻瓦垄纹饰。但“大十面”的檐形更为匀称、逼真,雕工也更为精细。就整体而论,三石经幢应为同时遗物。

  经过专家学者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大十面”的相对年代,应在辽代末期的天祚帝时期,距今已有1000余年。据载,辽代乾统八年(1108年),在北顺城路现今白塔小学附近,修建了崇寿寺,并建筑了“老沈阳”人人皆知的著名“崇寿寺白塔”。经幢为寺庙中的物件,所以,专家学者们推论:根据“大十面”的年代,它原来应该是崇寿寺中的遗物,而绝非盛京古城的中心坐标。至于史载“大十面”为何早在清道光九年(1829年),崇寿寺“健在”时就“移居”沈阳故宫东华门外,尚有待进一步考证。本报高级记者邱宏实习生汪凡菲黄绪摄记者电话:133040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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