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是想听听自己在未来岁月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某外运公司的项目经理杨溢这样解释自己去算命的原因，“另外，这与我的某种不安定感觉也有关系。”在为玩票性质的算命支付了不菲费用后，这位29岁的女硕士认为，算命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不过，能够像她这样洒脱对待算命结果的人毕竟不多。
今年春节前，由于所谓“鸡年无春”引发的结婚狂潮仍历历在目，又有中国科协公布
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仅有1.98％的中国公众具备了以“对科学知识、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程度”为指标的“科学素养”。而13.3％的公众真正迷信。其中，20.4％的公众很相信或有些相信“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
对于已经进行了近百年科学教化的中国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实在出人意料。
整个20世纪，尽管不同时代的执政者和学术界对于风俗习尚的态度和政策多有起伏和差异，但“破除封建习俗”的大趋势却在我国一以贯之。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社会不仅见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宽松，一些已经濒临消亡良莠不齐的民间旧俗也得以复苏。
《汉书》云：“观风俗，知得失。”正因如此，面对民间习俗泥沙俱下式的复苏，实在不能不令人担忧。民俗学专家普遍认为，在处理带有迷信、宿命色彩的民间习俗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当避免将问题简单化，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依靠民间的自我力量进行约束和限制，应“在理解中进行调适”。正如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所说：“民俗本来就是双刃剑，它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其采取的态度和政策。”（编者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