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的城市年轮

　　昨天的一切，今天的一切，你我他，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有一天，曾磊的作品也会成为重庆历史的一部分……

　　他是一个异人。

　　这个异人花了7年时间跟踪一个“棒棒”，用手中的摄像机，将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苦力”，这个社会基础细胞 身上所发生的点滴变化——从物质到精神逐一记录下来。他说：“任何传统，如果不用某种形式固定，它就会被人遗忘。包括 历史、包括文化、包括日本人的教科书、包括刘晓庆的税款还有明星的内裤，等等。”

　　他，就是重庆电视台纪录片编导曾磊。

　　“大和”还是“屁和”

　　这是个问题

　　曾磊觉得用打麻将的术语来形容自己的事业再恰当不过了。眼下“倒倒和”这种简单操作的麻将方式已经不太流行了 ，相反，“血战到底”这种把牌分为“大和”和“屁和”的游戏方式更被人们欢迎。

　　“屁和”简单易做，但是赢不了多少钱；“大和”做起来艰难，但是一把就能翻倍地赢钱。所以，通常有“一把脱贫 、一把致富”的说法。

　　高手都做大牌，它要求人不仅头脑灵光，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心理素质过硬，耐得住寂寞，眼看着别人一把把“屁和” 稳稳当当地赢小钱，你也不能慌里慌张丢了自己的主张。

　　这和曾磊做节目很相似。

　　作为一名纪录片的编导，曾磊并不像普通新闻记者那样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相反，他可以自主确定选题，既可以快 刀斩乱麻地多做几把“屁和”，也可以大费周章地选择操作难度大的“大和”。做与不做，做大与做小，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在曾磊的办公室采访他的时候，他刚刚从电视台财务部出来。他向台里上报的拍片预算没有能够得到通过。财务处根 据电视台的规定，把曾磊上报的预算砍下了一半。如果按照这样的预算，曾磊原先预想的拍片计划没有完成的可能性。对于一 个每动一步都需要大笔金钱来支撑的电视节目组来说，争取充裕的经费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寻 找合适的选题。

　　“幸好，现在有了DV，很多时候，我都是随身携带着自己的DV，把看见的东西拍下来。长此以往，这就是对历史 的纪录。”

　　基于这个“记录历史”的理想，曾磊用漫长的时间，实践着自己对生命的诺言。

　　记录：从棒棒

　　到小老板的步履

　　曾磊刚开始接触棒棒刘晓箫是在1996年。那个时候，刘晓箫对外的名字叫“旦子”，他的角色除了走街串巷揽力 气活的棒棒以外，还是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已经在各种报纸上发表了数十篇作品。

　　曾磊发现，旦子和别的棒棒不同。旦子戴着高达1000度的近视眼镜，身体瘦弱单薄，体重仅仅只有90斤，因此 ，写作对于这个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还是谋生的手段之一。

　　对于这种状态，曾磊的感觉是，旦子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在文学理想和现实生活困难之间纠缠不清。很难说是文学( 稿费)帮助了他的生活，还是“棒棒”在维持着他的文学梦。他对旦子身上的这种“纠缠”很感兴趣。后来旦子给自己的总结 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

　　曾磊制作的这个节目很快在央视的《纪录片之窗》播出，再后来旦子出现在重庆的各种报纸上。一时间，“棒棒作家 刘晓箫”成了名人。

　　作为一个电视编导，曾磊的使命原本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生活尚处于困窘状态的旦子来说，曾磊的角色不仅仅是 编导。1997年，旦子给曾磊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困苦。曾磊由此开始了对旦子的另外一段关注。在曾磊的 安排下，旦子进入一家民间剧团工作；几个月后，旦子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筹办一家棒棒军公司；在自己的公司里，旦子挽起 袖子和客户打了一架；2000年，旦子娶妻生子；再后来，旦子开始向他倾诉有钱后的烦恼，并在来回奔忙的时候偶尔喝斥 一下顽皮的儿子……如今，旦子的生活已经和普通的小老板没有什么两样，年收入超过10万元，买了自己的房子，抱怨每天 的应酬多，厌恶并且享受着有钱后的烦恼。

　　曾磊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详细记录着旦子的以上变化，这7年中，曾磊真正触摸到了棒棒的生活。他知道了那些区域 是哪个地方的棒棒“占领”的，棒棒们吃什么住哪里怎么花钱。尽管这其中的很多变化并不是他当初预料到的那样，但是，曾 磊说，这就是生活。而他对这些变化的记录，或许若干年后，就是历史。

　　而此时，旦子问了曾磊一句很经典的话：“你当初咋个知道我有今天的变化呢？”曾磊的回答是：“不管你今天变成 什么样子，都值得记录。”

　　记录：一种社会关系

　　的演变过程

　　花7年时间记录一段历史，对于曾磊的日常工作来说稀松平常。忠华川剧团的生死存亡，曾磊也花了7年的时间来跟 踪和拍摄。

　　1997年，75岁的周忠华在袁家岗开办了自己的川剧团。在西洋音乐和港台音乐充斥年轻人的耳朵的年代，周忠 华和他的川剧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了，因此，周忠华又开设了一家猪场，用猪场的收入来贴补川剧团的亏损。但是，周忠 华的剧团的生命却是脆弱的命运可能系于剧团导演王兴荣的出走，可能系于猪场被一场商业竞争挤垮，更系于周忠华的性命， 毕竟周忠华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

　　猪场是周忠华挣钱的地方，而剧场是他用钱的地方。猪场是经济基础，剧场是上层建筑。或者，换一种说法：猪场是 辛苦的地方，而剧场是好耍的地方。这是曾磊对于周忠华生活方式的理解。挣钱或用钱，辛苦或好耍，都与周忠华的生活和命 运有关。其中之关系，犹如戏剧中的一个词汇：板眼。

　　“板眼”这两个字具有双关的含义，既是戏剧里对动作规范程度的描绘，在重庆话中，又有“东西多，花样百出”的 含义。用“板眼”这两个字为自己的纪录片取名，是曾磊了解了周忠华和他的剧团以后，所寻找到的最贴切的词语。

　　曾磊曾经苦苦思索，川剧的形成是否与民歌的诞生有相似之处？民歌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某种情绪下开口就想唱的 东西，用不着仔细思量，思考是“文化人”的事情。但是，川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显然又不是开口就能唱出来的，它必 须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和沉淀，还必须要有一代甚至几代集大成的人物才能完成川剧的基本定型。若如此，我们的问题是，这种 更像是一种“文人戏”的诞生过程，与我们关注的“民间性”有关系吗？

　　但是，在官方的典籍中，我们却找不到有关川剧诞生过程的记载——这有些像我们曾经遭遇的另一个事实——我们找 不到宋词的“曲谱”记载。也就是说，对于苏东坡，我们只能吟诵，而不能歌唱。这是一种我们很容易认同的悲哀：“没有声 音，什么也听不见”。

　　曾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眼光投向民间的原因。

　　于是，在曾磊的镜头下，一场场好戏开演了。

　　1999年，周忠华遭遇了一个大的困难。可能是遭到竞争对手的偷袭，周忠华的猪场被政府限令整改，周忠华躲在 一间黑屋子里，绝食。

　　10米之外的舞台上，导演正在招呼鼓师：板眼，板眼……

　　又过了两年。一些演员相继离开了剧团，据说他们是看不惯另外几个女演员在剧团里的特殊地位。

　　2003年，剧场终于被拆除。

　　一年后，在同一个地方，体育中心崛起。

　　一个叫刘德华的歌星在这里举办了演唱会。周忠华的孙子孙女们都是刘德华的歌迷，现在称作FANS。

　　这一年，周忠华82岁。

　　2004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重庆大坪。

　　一个名叫金凯的民间川剧团开始了第一场演出。

　　据说，这家剧团的前身叫忠华川剧团。

　　曾磊说，据学者研究，类似忠华这种川剧团的组织和演出形式，跟宋金以来的“勾栏瓦肆”和近代茶馆都相差不多。 如此说来，这种传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体现出对所管理人员人身和经济以及社会利益等的全面荫庇。剧团的分配制度(工分 制)是仿照人民公社的，但剧团管理和承包方式，却是完全前资本主义的。双方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身份以及采用的意识形态， 都是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底层和边缘。

　　如果不把忠华仅仅看成一个川剧团，它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继承和传扬了传统的民间戏剧生活方式，使我们 还能看到所谓类似“勾栏瓦肆”的痕迹存在；同时，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它实际上还承载了一些农村人的“城市梦想”——他 们在这里逐渐过度成为城市人——不论是外观还是他们的身份。

　　记录周忠华的剧团的生死存亡，历时7年时间。曾磊说，他不仅见证了剧团的生与死，更见证了一段社会关系。对此 ，曾磊深有感悟，不管做什么片子，做到最后，好像都脱离不了人和人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记录一段历史，到 最后都成为记录一段社会关系。眼看着周忠华和他的剧团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曾磊说，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周忠华和我们坐在两 辆背向而驰的火车上，我们和周忠华他们的距离终于越来越远。

　　距离越来越远，或许这就是历史。不同的是，这段历史和我们生活的现实相互交融。用镜头记录下这样的历史，是曾 磊很值得回味的事情。

　　记录：人生与人性

　　的真实细节

　　作为一名电视纪录片的编导，曾磊曾经也有很困惑的时候。随着拍摄的越来越深入，当越来越多的真实暴露在面前的 时候，本质逐渐露出，而本质往往不像表面那么光鲜。

　　一次，拍摄棒棒军公司的一次搬家业务，棒棒军公司租用运输公司的车搬家，卡车因为违章被罚了款，司机为了弥补 损失，擅自收取了客户的搬家款，于是，棒棒们和卡车司机在解放碑大打出手。

　　一次，装修公司为一个老师装修房子。开始大家还客客气气，互相尊重。活路做砸了以后，即使是老师，也可以挽起 袖子和棒棒们打一架。

　　还有，剧团为了生存，将场地租给跑江湖的演出团体，出演一些略带色情的节目。

　　……

　　曾磊说，如果一个编导不能充分理解这些，不能将这些不光鲜的部分也视为真实的生活，那么，完全有可能因为个人 的好恶，而丢失掉很多镜头。而这些镜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不能补拍的镜头会成为永久的遗憾。

　　因此，曾磊拍摄的那些不光鲜的场面多数都成为了同行们叹羡的精彩作品。

　　也因此，曾磊说，自己拍摄的纪录片或许比很多日记还要真实。写日记的人总是因为某种目的有所掩藏和保留，未必 会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最见不得人的想法写进去。因为日记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别人看见。而他的纪录片却是完全真实的，不 管是棒棒闹着自杀，还是剧团导演和剧团老板之间的冲突，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的场面。尽管这种真实并不代表一件事物的全 部，但在局部却是真实的。

　　曾磊说，许多经典的纪录片都是用时间堆砌而成的。最著名的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荣格夫妇，1961 年柏林墙刚刚兴建时他们在一个幼儿园开始了拍摄，直到今年拍摄仍在继续，时间跨度长达42年，摄影师都拍死了两个。现 在，这部叫《Golzow孩子》的纪录片已经成为东德以及整个德国历史的一部分。

　　昨天的一切，今天的一切，你我他，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有一天，曾磊的作品也会成为重庆历史的一部分。